“蚁族”-“工蜂”-“洄游”
2014年6月，让“蚁族”和“工蜂”变成中国热词的对外经贸大学青年教授廉思，刚刚完成了关于中国青年的新调查报告——《中间地带的青春中国》。此次，他的研究对象从大城市、特大城市的年轻人，转为处于“瑷珲-腾冲”线上生活的有“大迁徙”经历的二三线城市的年轻人——他们被称为“洄游青年”。
据悉，瑷珲-腾冲线是著名地理学家胡焕庸先生在1935年提出的人口地理线。大致体现了中国东南与西北的人口差异，2014年4月11日晚间，腾讯网站公布了一张“QQ同时在线用户数突破两亿”的图，可以看出80年后，这条线依旧把中国划成了明暗两个世界。
这份研究洄游青年的报告，延续了廉思团队的一贯风格。报告选择青年生活流行现象为对象，通过各种经济学、法学、社会学、人类学的视角和方法，剖析了洄游青年的生活状态，及其迁徙经历对个人和整个社会的互动影响。其中还包括对10位洄游青年的深访故事。
“当大城市对‘蚁族’、‘工蜂’不再具有吸引力的时候，那些回家了的年轻人，他们过得怎么样？”廉思对笔者说。从2013年11月起，廉思和他组织的对外经贸大学22个调研队沿着“瑷珲-腾冲线”走访了黑龙江、内蒙古、河北、山西、陕西、甘肃、宁夏、贵州、青海、四川、云南11个省份，22个市县。
他说，选择这个范围是因为“这条线上的中小城市正是工业化、农业化交界的地方，是第一波工业化完成之后继续推进的地方。产业内陆转移，是第二波工业化浪潮线。沿着它，你能看见中国转型的切面”。
而那些从家乡走进大城市，在大城市中生活，最后又回到家乡的青年，像幼年外出、成年回归故乡的“洄游”动物。他们重返故乡，以不同的姿态和能量，书写着自己的人生和社会的新章。
知识增值之地
“我们在做‘蚁族’、‘工蜂’、‘洄游’调查的时候，最困惑的问题就是‘知识是否有价值’、‘知识是否真的就是力量’。许多年轻人大学毕业后，发现他们并不被这个社会接纳，知识没有用武之地。他们困惑，我们也困惑。”廉思对笔者说，“但是该问题在调研中得到解释。我们发现，知识在需要它的地方，才会体现价值。知识和教育在这些点上，依旧是增值的，是个人提升的重要工具。”
毕业于北京某211高校戏剧戏曲文学专业的耿小珂是个不折不扣的文艺女青年。当年高分考进北京。她写过剧本，写过广告文案，做过总裁秘书，也做过策展人，走遍北京、杭州、深圳……沉浮四五年之后，2012年她重新回到家乡长春。
“我的动机很简单，就是不想再租房了。”她曾为了有个安稳的落脚地，给二房东一口气交了一年的房租。不多久却被房东找上门来，说二房东很长时间没露面没交房租，她也必须搬出去。她一个人大晚上拉着行李箱走在北京的街上，哭了一路。
耿小珂回到家乡之后，做了时尚杂志编辑。“我在北京没有机会。我曾经向《Vogue》和《悦己》投过简历。我把简历送到杂志社前台的时候，他们在用鼻孔看你。但是在家乡我就有机会。这种自我实现感，北京给不了我。”
孙酿也是文艺青年，他在上海大学读社会学专业时，却想考北大中文系的研究生。第一次跨考失败之后他来到了北京，在北大西门和3个同学合租在一起。但是第二次考研失败之后，他决定回老家宁波。“人生还有其他太多太多的东西要承担。”回家后，他以笔试第一名的成绩考上当地某国企公开招聘的一个文职岗位，实现了自己的“20分钟就能上班”的梦想。
同样的深访故事在该调查中频频出现。在22个县、几百份问卷、上千个样本中，廉思和他的团队发现，数据显示虽然22个县市经济水平不同，人均收入不同，但是这些从外面回到家乡的青年人的平均收入都高于当地人均收入水平。
报告指出：“通过学者的分析可以得出，当今中国青年的思想在现代价值观的基础上已经初步具有‘后现代化’的特征，注重自我发展、经济效益和社会福利，一个明显的表现就是返乡青年的创业意识大大增强，更加注重自我发展。”
当全国中小城市青年的月平均收入水平在3000元左右时，清河县返乡青年开创的品牌羊绒企业的人均月工资达到了4500元以上。羊绒产业还带动了当地的物流业和服务包装等其他产业，这些产业作为羊绒产业的附属产业，对于促进当地青年工资的增长也起到了相当的作用。
类似的，北川返乡青年也拥有较高的物质生活水平。该调查报告显示他们的月收入在2000元到4000元之间，平均月收入为2773元。
在外发展的经历开拓了青年们的眼界。他们不管是进入政府、企事业单位还是自己创业，其“试错”的成本都更小，更容易获得成功和满足。生活成本较低，收入较高，是返乡青年们的幸福感普遍比同龄人更高、政治倾向更为温和的重要原因。
回到故乡的“人情社会”
2014年《博客天下》151期的封面故事《一封写给工业社会的情书》里，受访的年轻人把故乡描述为“回不去的家乡”。习惯了在工业化社会标准化生活中的年轻人们，回到故乡的“人情社会”，半工业化社会甚至是“农业社会”的氛围里，感觉很难适应。效率低下，“拼爹拼关系”、“萝卜坑”……
廉思团队在调研中发现，在这种担忧下，很多“洄游青年”依旧实现了他们阶层的跃升或者经济的跃升。甘肃靖远县的调查显示“城一代”占了洄游青年的50%，在山西晋中某镇当地国企返乡青年中，家庭所在地是农村的占比21.9%，其中知识起到了关键作用。
调查者们发现，和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弄潮儿不同，在大时代里，一夜暴富的“于连”变得少了，但大范围阶层跃升依旧存在，这种跃升为中国年轻人上升找到另一种通道，也消弭了隐藏的社会压力和隐患。
“2011年开始，中国经济面临着下行的压力，二三线城市将是中国经济改革向纵深发展的新突破口。而越来越多出生于1980年代、1990年代的年轻人感觉到，要想像父辈兄长们一样迅速改变命运获得成功已经不是那么容易了。但是中国体量大，大城市里纵向流动不行，还可以横向流动，先到中小城市谋求发展，改变命运可能是几代人的事儿，一代比一代更强点。大家都相信，努力奋斗未必能改变，但是不努力不奋斗，就一定不会有改变。”廉思如此形容。
一名在成都一家知名企业从事IT行业的青年告诉笔者，他2008年从北京邮电大学通信专业研究生毕业后，作出了一个与众不同的决定——回四川，留在成都一家大型IT公司工作。
“我觉得自己只是普通人，念研究生的时候就感觉到留在北京的压力已经超过了动力，回家可以照顾父母，生活也比较适应。”这位年轻人2008年一回成都就趁房价低谷买了房子，去年和女朋友结婚，父母现在也从老家搬到了成都。
学者布尔迪厄把社会资本界定为“实际或潜在资源的集合，这些资源与由相互了解或承认的关系所组成的持续网络相联系，并且这些关系或多或少是制度化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很容易理解为何青年们回乡会有更好的发展，在那里父辈经营的社会资本或多或少会直接流入到他们那里，帮助他们更好地晋升到新的阶层。
留在大城市的年轻人和“洄游青年”有何区别？廉思说，“成功需要努力、天分以及机遇和时代氛围。现在，不是贩卖电子表就可以成为万元户的时代了。很多大城市对新移民采用‘挤’的策略。回乡的青年本质上和他们没区别，都是有梦的年轻人，只是他们选择了不一样的方式和道路。”
文化软环境吸引洄游青年
除经济因素之外，影响“洄游青年”的重要因素是什么？廉思说，那就是当地的文化现状、软环境。“在物质条件差不多的情况下，哪个地方的文化软环境好，哪个地方对这些青年人就更有吸引力。”
“如果书店只有教辅教材，如果连起码的娱乐场所如电影院和购物商场都匮乏，那的确是缺乏吸引力的。”在解释“文化吸引力”方面，廉思如是说。
该报告中多篇研究论文显示“洄游青年”回乡后，从事文化相关工作的比例也较高。比如，靖远县青年们从事党政宣传和教育文卫的比例非常高，被访者中教师群体约占40%。他们重视精神文化生活。
孙酿不掩饰自己对宁波文化氛围缺失的失望。他很愤怒“港通天下，书藏古今”的宁波市居然连一个像样的图书馆都没有。市图书馆的藏书少借书不方便，阅览室又小又旧，永远嘈杂。“还好网上买书方便，有书就不觉得孤独。”
廉思也肯定了“洄游青年”巨大的文化影响力。他们不只是被动受影响的群体。“一个人回来是苦闷彷徨，两个人回来是扶持鼓励，三个人回来就是改变创造。”
【欢迎转载 请注明来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