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饼节没有月饼发，给了人民日报客户端一次议题设置的机会。9月8日中秋节，一篇来自该客户端的评论《反腐并非反职工福利》，在很多人的朋友圈里刷了屏。
文中称，“反腐败，反的是三公消费，反的是个别官员的权钱色交易、任人唯亲、买官卖官、欺上瞒下，反的是个别垄断性企业存在的高收入、高消费、高福利的灰色腐败，反的是个别单位假借‘职工福利’之名侵吞国家资产、串通起来寻租、分肥的腐败行为。”而现在的情形是，“一些单位中秋节的二斤简装月饼没了，甚至妇女节女职工的体检也没了。还有群众反映，因为单位领导干部要节俭过春节，基层职工特别是低收入群体的年终福利，也被‘名正言顺’地不发了。”
如果说，此前体制内职工还只能借“今年中秋发个毛线、发个锤子”之类的段子调侃，党报新媒体的发声则将调侃变成了正儿八经的讨论，设置了讨论层次，并引发了集体和声。在微信朋友圈这样一个有着“私下交流”性质的平台，同事、朋友之间接力般地转发这个评论，瞬间成了中秋节最炙手可热的话题。其背后，则是体制内情绪在反四风背景下的反弹。
“反腐败不是反福利”
对于《反腐并非反职工福利》，不仅微信讨论热烈，微博评论也在跟进，且支持者众多。比如@中国网观点中国——“中央的八项规定，反的绝不是职工的正常福利。‘别有用心者’借反腐之名省掉职工福利看似小事，实则客观上会影响反腐工作的群众基础。关键是在顶层设计和制度设定上堵住漏洞，让‘别有用心者’再无可乘之机。”短评在方向上与《人民日报》客户端前文一致，犀利性甚至更进一步。
新闻报道也在策应这个议题。《新京报》报道，中秋节假期后的第一天，东莞东城万士达液晶显示器有限公司万余名工人集体停工，有人情绪激动一度冲到工厂外马路上，导致交通堵塞。原因就是公司中秋节没发月饼，并取消了每人六百元的节日奖。
与企业相比，更有发声欲望的恐怕是体制内职工。逢节必禁的整风大形势下，公务员队伍、参公管理的单位、国企普通职工、泛事业单位员工，日子都有点大不如前的势头。直白一点说，这些职业的体面性和优越感有一部分是靠福利支撑的，抽空福利不但会影响收入，还会直接影响从业者对职业本身的判断，引发其对劳动性价比的重新评估。由是，在最初的一片叫好声后，反四风的深入已经引起了体制内从业者发声和自我辩护的诉求。此前，《光明日报》一篇支持公务员涨工资的评论《关于公务员工资的十个问题》，也是在这个背景下“火”起来的。
《中国青年报》的评论员曹林也支持了这一点。“我在基层与一些单位职工交流之时，早听过他们有过这样的抱怨，不少人认为有些事走过了头，连普通职工本应有的正常福利都不发了，中秋节的月饼、端午节的粽子、妇女节的福利等都没有了。正常福利被以反腐之名缩减，职工们却不敢提、不敢抱怨，担心背上‘阻碍反腐败’的罪名，或被戴上‘抗拒中央规定’的大帽子。现在有媒体撰文批评了，这个话题得以脱敏，职工们才敢公开抱怨。”
“借福利之名行贪腐之实”
但就如同那篇《关于公务员工资的十个问题》引发了同行的大声反驳，这篇《反腐并非反职工福利》也很快收到了来自党报新媒体的异议——
比如@新华视点的“子夜微评”：“中央禁令出台，不少政府部门和事业单位节日期间的福利减少甚至消失。在财政支出尚未透明、保证公款不被滥用的监管机制尚未完善时，中央禁令有效打击了积弊已久的‘借福利之名行贪腐之实’的现象，反腐奇效有目共睹。因反腐出现暂时性的矫枉过正做法会逐步完善，人们也能理解。”
比如《新华每日电讯》的评论：“不送月饼，是坚持公帑支出的问责原则——每一分钱要花得有理由，该给的薪水要给，不该发的‘福利’一分也不给。”
“公务员的廉洁与否，很重要的一部分是给别人的观感如何。发了月饼，一则，公帑用途难以立住脚，人们看在眼里，很容易质问公务员队伍是否廉洁。二则，一旦开了头，月饼可能越发越离谱，难免瓜田李下，到最后很多时候送的不是月饼，是见不得光的‘关系’。”
后面这篇名为《“反腐不应反职工福利”有道理吗》的评论，援引了新加坡公务员薪酬的例子，强调了严格公共财政支出的行政伦理，并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前帖备受推崇的原因：“抱怨不发月饼的，占比例最大的，很可能还是原来有月饼发的人。”与它同一天出现的新闻——“中纪委通报3起违规买月饼案，查处23起‘乱发补贴福利’”，则不动声色地为它添上了现实针对性。
腾讯大家公号也推出了论者李多钰的观点，“反腐事大，月饼事小，看起来月饼不干反腐的事。《人民日报》评论员认为给职工发月饼不属于腐败，是职工应得的福利，从全体职工的角度来看，肯定是理所当然的；这位评论员作为‘职工’的一员，做出这样的评论，肯定也是理所当然的。那么，假如不是‘职工’的更广大的群众，也想要免费的月饼、免费的体检，是不是理所当然呢？恐怕论者就不会这么理直气壮了，因为这些看似理所当然的福利，并不包含在正常的社会福利体系里。”
和《新华每日电讯》的评论一样，作者不惮一针见血的“诛心之论”：“这里面实际上潜藏着两个逻辑：一、‘职工’这个群体，是一个特殊群体，是可以有一些超出平均社会福利体系的福利的；二、‘职工’们都能均沾的利益，就不是腐败，而个人或小群体独吞的利益就是腐败。”
“福利”、“腐利”怎么划界？
公共财政支出一分钱都要有充分正当的理由，这绝对是讨论的大前提。只是原则和现状之间还有一个需要靠改革解决的时差。只要充分考虑国情，讨论“福利”时就不得不回答两个问题，一是如果剥离以月饼为代表的传统“福利”，普通公务员的薪酬是否能和他们所从事的工作相匹配？须知，高薪为政府机关留住社会精英，一样是新加坡政府的成功经验；二是，目前是否存在一些体制内单位领导为博政绩而克扣合理劳动保障的情况，比如《人民日报》前文举出的取消体检和基层一线职工年终福利？恐怕不能说没有。如曹林在前述同篇文章中所言，“一些地方的官员……不敢公然去抵制八项规定，于是就带着‘把事情搞砸’‘刻意误解规定’的情绪去执行。连普通职工的正常福利都不发，便是情绪化执行的一种表现。”
如果这样看，发福利合不合理的问题，应该转换成到底什么是合理福利的问题。政府改革的任务之一，就是清理旧体制的习惯，重树新体制的规则，尽量缩短转型过渡期新旧规则混杂的阶段——正是这种混杂让“福利”变得性质模糊，让发福利和不发福利都有了立论的理由。只有使公务员和参公管理的单位摆脱泛官场的定位，让薪酬和福利设计摆脱暧昧、灰色的性质，福利才能摆脱“腐利”的阴影，名正言顺。
树立明规则以平息不同利益诉求的争议，也是《新京报》9月9日评论的要旨，“反腐反的是‘腐利’，而不是职工的正当福利”，“一项福利的存在，总会有各种理由做支撑，发月饼是一种民俗，发各种节日券，当然也能找到相应说法。而对这些或大或小的福利，以反腐之名管制或许只能治标，还容易引发争议。最根本的办法，还是要通过预算制度的推进，通过公职人员工资与福利制度的细化、完善与透明，改变当前福利发放过于模糊和随意的现状。”
就着这个思路，新华时评进一步扩大了这个议题的阔幅，“归根到底，节日福利的争议不是围绕简单的一袋米、两桶油、两斤月饼，背后是公众对更好的社会福利体系的期盼，这种公众期盼的社会福利体系应既能激励先进，又能惠及绝大多数群众。此外，节日福利的争议背后，还隐藏着长期以来社会分配关系被扭曲，以及各单位福利发放差距过大且不够透明的问题，这决不是单靠福利这个‘游码’能够平衡的。因此，只有加快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用更公平、更公正、更公开的原则，建立覆盖广泛的社会福利体系，才能带给最广泛的劳动者真正的‘福利’。”
——看来，由月饼引发的讨论，已经不能用“发”还是“不发”的简单回答来终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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