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亮是华东某省会城市出入境管理处的公务员，刚刚过去的中秋节，他回了趟老家，帮着爷爷收田里的玉米。他还带了一个西瓜，自己买的。这个80后公务员告诉《中国青年报》的记者说，今年他们什么都没有发。
株洲市的公务员们，还是发了东西的——一张值班表。株洲市的民警余德的名字就在那张值班表上，但因为家在外地，他只好跟同事换了次班才能过个团圆的中秋。他说，从去年中秋开始，就没再发东西了，连块月饼都没有。
没人敢顶风犯案。中秋节前，至少有28个省份发布了节礼禁令，狠刹公款送礼、严打节日腐败，“加大查处力度”、“及时通报典型案例”、“零容忍”等成了禁令中出现的高频词。在一些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政府机关，干脆一刀切，砍掉了所有福利，无论是否应得。
于是，连中央的媒体都开始抱怨了。《人民日报》客户端发表了一篇评论《反腐不应该反职工福利》：“现在的情形是，一些单位中秋节的二斤简装月饼没了，甚至妇女节女职工的体检也没了。还有群众反映，因为单位领导干部要节俭过春节，基层职工特别是低收入群体的年终福利，也被‘名正言顺’地不发了。职工积极性可想而知了。这岂不是歪曲了中央的反腐本意？”
曾令人们羡慕的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和国企的优渥福利，几乎是突然之间消失了。受到波及的人，万万没想到，旁观者也心有犹疑：这是真的吗？
生不逢时
赵亮的同事们，那些在机关里工作了很久的公务员，仍然不时会想起以往的好日子来。赵亮记得他刚入职那年，过中秋，单位发了一箱子蔬菜，白菜、萝卜，老同事看着一堆白白绿绿的东西，不由叹息：“现在这发的啥啊？以前的福利多好啊。”
高档的礼盒月饼、面值不小的购物卡、油卡等等，都是以前的福利，除此之外，还会开茶话会、晚会、部门聚餐等，节目纷繁，有吃有喝有的花。可到今年，甚至连萝卜白菜都没有了。
一切都源于中央的“八项规定”以及随之而推出的多项禁令。机关、事业单位和国企的许多隐形收入被砍，补贴消失，“日子越来越难过”。江苏盐城的一位县级公务员，一直在抱怨自己生不逢时：“虽然我才工作两三年，但也能感受到福利的收紧。刚工作时，虽然还在试用期，年底仍能拿到几千元奖金。而去年底只是象征性地发了点奖金，今年过年什么都没发。”
这让已经习惯了高福利的公务员们，大为难受和不安。一位工作了十多年的江苏某县级干部说，刚工作那会儿，觉得当公务员真是好，基础工资虽然不多，但其他钱发得多，有时甚至都不知道具体是什么名目。“而且在我们部门，逢年过节各种福利多得吓人，吃也吃不完，用也用不掉，总是送亲戚送朋友。别的不说，印象中那时候就没自己买过油啊茶叶啊这些东西”，但现在，“‘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今年过年什么福利都没有，去年全年除了工资，几乎是‘裸年’。工作这么多年，这还是第一次。”而他的一位江苏同仁更是直接：往年过节储藏室里的东西摆不下，今年连吃个苹果都要自己买。
刚开始时，这些公务员还在观望，认为和以往差不多，这种整顿不过是一阵风，很快就会过去，到时候，一切福利又都会回来。但经过两年越来越严厉地执行，他们有点“认命”了：“群众路线活动时大家红了脸又出了汗，都知道这次是动真格了。”赵亮说。
但同时，又有一种新的声音出现了：隐性福利没有了，公务员是否可以光明正大地谈收入，谈加薪了？“多数公务员只是普通的工薪阶层，并不是‘当官的’。希望工资改革在堵住灰色福利漏洞的同时，建立起科学合理的工资结构和正常增长机制。”一位基层公务员如是说到。$nextpage$
福利前传
就在赵亮的同事们向他抱怨福利在减少时，河北邢台被曝光了一起福利分房事件。
温馨家园原是邢台一处经济适用房小区，但是据记者调查发现，这个小区在修建过程中，由小改大，变成了政府的福利房。小区物业一位负责人对媒体表示，小区里的住户都是当地“八大局”的：“这2区有法院的，有公安局的，有眼科医院的。这住着的都是邢台市的八大局，这你放心。”
事实上，早在1998年，机关单位的福利分房制度就已经在书面上终结了。这一年，《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23号文）发布，要求各地停止福利分房，建立商品房、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三支柱”的住房体系，分别针对高收入、中低收入和最低收入人群。
在之后十数年里，中央与地方政府又相继对陆续出现的集资建房、底价售房、挤占经济适用房等变相福利分房措施出台禁令。虽然仍有大量钻空子和其他违规事件发生，但不得不承认，这种情况在减少。
房子只是其中一个方面，机关单位、国企福利的减少，已经是一个不可遏止的趋势。
从20世纪50年代初建立社会福利制度至90年代末期的整个计划经济时期，机关单位工作人员、国企员工能够享受到的福利待遇在不断增加，从生活困难补助、冬季取暖补贴、探亲补贴、公车、休假疗养，到为职工建立托儿所、幼儿园、食堂、洗澡堂、医务室、阅览室、体育场，再到为所有城镇居民提供粮油以及副食品价格补贴，一个单位就是一个无所不管、无所不包的小社会。
但顶峰也是衰落的开始，这之后，公务人员的福利边开始减少，原则上，福利分房制度取消了，公车使用越来越严格，出国旅游也经常成为媒体批评的焦点——2008年，温州市市直机关一些公务员利用公费出国考察的信息，被网友“魑魅魍魉2009” 捡到，由此揭开机关单位公务出游的黑幕——由于媒体的发展和公民意识的提高，对公务人员的福利监督越来越严格。到现在，人们则在期待，这种压缩福利、加强监督的情况，成为一种新常态。
新常态？
对入行不久的赵亮来说，没有之前高福利过去的对比，反而更容易接受现状。中秋节前几天，他和同事们聊起过节的打算，有人说回老家过节，有人说要带着家人孩子出去旅游，“感觉我们跟普通白领差不多，假期终于正常了。”
但仍然不能说，这已经成为常态。就目前所见，公务机关、国企的福利减少，还只是靠着“八项规定”和纪律机关的禁令约束，并没有形成一个制度性的状态。一个可以提出的问题是，目前很少有人——甚至是身在其中的公务人员——能够说清楚，自己的福利到底有多少？哪些是应该获得的，哪些是不应该的？
一家国有银行北京分行的中层干部，最近就对媒体坦言，他们银行的薪酬体系非常复杂，跟级别、岗位、绩效等多方面因素有关。而根据会计原则，应付员工薪酬的范围比较广，不仅包括工资、奖金、津贴和补贴，也包含福利费、社会保险费、住房公积金、工会经费和职工教育经费等。而对于一些银行高管来说，这种薪酬之外的“隐性福利”甚至不比工资少。
深圳罗湖区政府采购中心的一份项目招标，则更是让人们看到了公务机关的福利范围涵盖之广泛：该项目是区公安分局民警理发服务，两年预算金额为199.4万元。公安分局相关负责人回应称，该局有2170名民警，一个月理发3次，每次13元，两年花费约203万元，很合理。
原来，罗湖公安分局巡警大队从2009年便开始为民警提供理发的服务，罗湖公安分局相关负责人解释道，“小理发室还是公安部提出的‘五小工程’(即小伙房、小健身房、小理发室、小娱乐室、小图书室)之一”。
8月份的《中国党政干部论坛》杂志的一篇文章中层披露，全国公务员职务工资、级别工资之和（俗称基本工资）大约只占公务员全部工资的近30%，其余70%多为各种津补贴。跟以往相比，这种津贴、补贴等隐性福利，确实在减少，这也是不断有公务员抱怨的原因所在，但真实程度到底怎样，还不得而知。
最好的情况仍然是进行薪酬制度改革，将机关事业单位和国企工作人员的收入透明并简化，真正实现赵亮等人所期待的，“跟普通白领差不多”，才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所说的在腐败势头得到遏制后的治本之道。
赵亮在老家的饭桌上依然会遭遇亲戚们的询问，“挤眉弄眼”地打听，机关又发了什么好处。当他回答“什么都没发”时，亲戚们则是满脸狐疑。
这一脸狐疑，也是当下社会的一个普遍心态吧。
（赵亮、余德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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