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几年里，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许燕给一些官员看过“心病”。以前，看病的地点通常是“绝对隐秘的会所”，专车接送。如今随着“八项规定”的出台，来访者更愿意通过朋友认识后再单线联系，秘密而安全。许燕说，在找到自己之前，对方通常已经了解过自己的背景。许燕曾任校党委组织部部长、心理学院院长，这被她视为自己能够获得信任的重要因素。
“他们非常谨慎，开始都会聊些其他外围的东西试探，觉得可以了才开始讲自己或‘朋友’的事情，但讲得也不多，更不会说压力背后的原因。”坐在自己的办公室内，许燕回忆，“通过表情就能看出来他们很封闭，内心很沉重，甚至连身体都是很紧的状态，所以我首先会说明我们专业的保密原则，也不会主动去问他们遇到什么问题，我能做的就是把心理反应特征告诉给他，让他自己作判断。”
许燕的经历像是某种缩影。近年来，中国抑郁症患者中一个特殊而隐秘的群体正逐渐浮出水面。有媒体根据公开报道统计发现，自今年1月1日至7月31日，已有至少16名非正常死亡官员被认定为自杀或者排除他杀可能。在这16人中，至少7人在死亡前曾患有抑郁症，至少5人死亡前称身体有疾病。一个多月前，湖北省国资委国有企业第三监事会主席王运清跳楼自杀，他在遗书中写道：“我很抑郁，抑郁难忍，先走了。”更早些时候，河南省信阳市平桥区卫生局局长张柏成跳楼自杀，他同样留有遗书：“我在医院检查有严重抑郁症，非常痛苦，不能吃睡，生不如死。”
如今，许燕对这些新闻已经“见怪不怪”，“这还只是被媒体报道出来的，究竟准确数字是多少我们并不知道。”在她看来，因为抑郁症而自杀的案例代表了某种极端的状态，而其大背景是心理健康危机在整个公务员群体中的日益凸显。“看起来这是个人问题，但它实际上是一个社会问题，要真正解决它，仅仅依靠学者或医生的努力，恐怕是远远不够的。”
一种禁忌
最忙的时候，许燕几乎每周都要到政府部门做一次与心理健康有关的讲座，不少公务员都是忠实的听众，有些人甚至“从处级听到了局级”。但饶有意味的是，课程结束后前来咨询的官员并不多，他们的求助方式也独具特点——他们大多在街边电话亭用公用电话做咨询，或者咨询自己子女出现的一些问题。
官场里对于“心病”的某种禁忌，是这个特殊群体普遍不愿意坦然问诊或就医的重要原因。“很长时间里我们把心理问题当作态度问题、意识形态问题、觉悟问题，很多人觉得自己觉悟高态度正，他不承认得了病，还有人觉得这是意志薄弱的人遇到的问题，自己不该得的，所以拒绝承认。”曾参与过中组部对后备干部心理调查的清华大学心理系主任彭凯平在一次接受采访时提到。
最极端的情况下，一些官员宁愿诉诸迷信也不愿求助心理专家。来自中科院心理所的祝卓宏教授就接触过一个基层官员，为了治疗心病，他专门请风水先生到家里，把家具都重新摆一摆。一次摆完他觉得好一些了，过一段时间又觉得不行，再请另外一个风水先生重摆一次，最后万不得已才想到要找心理专家来看心病。
这种现象在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博士李恒的临床经验中同样显露无遗。在他的印象里，公务员前来咨询、问诊和治疗的比例很低，即使有，也基本都是全自费，不走医保，为的就是不留档案，“让人知道有心理问题，怕会影响仕途”。包括李恒、许燕在内的几位受访学者都提到，更多的时候，一个电话打来，约个时间地点，不说为了咨询，而是“大家一起坐坐”。
由此产生的一个独特现象是，真正能进入医生视野范围内的“官心病”群体中，不少都是以心理问题躯体化症状为主的患者。李恒接触过一位来访者，尿频一年多，肾病科、泌尿科、中医，挨个儿看过来都没有作用，结果到他这儿按照焦虑症治疗焦虑，抗抑郁的药一吃，辅以心理治疗，病很快就好了。而真正的病根是，他在工作中得罪了领导，闹了心病。
“很多人宁愿硬扛着也不愿意去看心理科，大部分干部很忌讳这个。我只能说在接触过程中，能感觉到很多人的心理健康状态是不好的。”许燕记得，自己曾在一次讲座中列出过“心理枯竭”的几大症状，结果台下许多人回应：“您说的这些我们都有！”
2012年，中央国家机关职工心理健康咨询中心曾经对20个中央部委共2500名职工进行了一项与压力状况有关的调研，结果有63.3%的职工认为自己承受着中等以上程度的压力，13.5%的职工选择了重度或者极重的选项。
许燕记得，每次到机关部委上课，自己演讲的主题都是“工作压力和心理调适”。有时候，连她自己也觉得重复性太强，“我说我还有很多其他方面的心理学研究，你们就不能听点别的吗？他们说不，说我们就想听这个！”
一份压力
上海市心理咨询协会会长王裕如已经做了十几年的心理咨询工作，小到基层公务员，大到小城市的副市长，都曾经找她看过心病，“公务员群体几十年来都是强者的队伍，他们的竞争力和抗压力往往比较强，他们的压力变成心理障碍，一定是有事件触发的。”
她曾对媒体讲起过一个患有“疑病症”的病人，许多专家均认为他没有病，但他却坚称自己体内长了恶性肿瘤，每次散步都不会超出小区方圆20米，每次出门车上都要准备好各种急救设备和药品。一开始，他面对王裕如也坚称自己一切都好，但直到王突然问他，“你生病后工作怎么办”时，他反复说了三四遍同样的话：“他们会给我留着位子的。”
“不用说就知道是跟升迁有关的问题。”许燕在回忆与王裕如相似的出诊经历时谈到，她说，“官心病”往往还具有季节性的属性——越到换届时期，越是官员“心病”高发的季节。
福建省红十字会心理援助办公室副主任詹锦华最近就遇到一个患者，他对詹说，机关将要提拔一个办公室主任，结果“群众推举是我，领导推荐是我，公示名单是我，可任命名单不是我”。结果公布后，他觉得五雷轰顶，“连朋友的祝贺酒都喝了，你说我咋办？”
在中央国家机关职工心理健康咨询中心2012年那次调研得出的结论中，除了“职务升迁受阻”外，其他几个被列出的心理压力来源还包括，工作责任、住房负担、领导工作风格、目睹腐败与抵制诱惑等。
这次调研还得出了一个值得关注的结论，即处级以下干部比处级以上干部感受到了更大的压力。这与中国社会科学院一份题为《中国基层公务员心理状况调查报告》所得出的结论相似，相对于行政级别为处级的被调查者，科级和科员感受到的来自角色超载的压力明显偏高。
李恒对此结论有切身之感，他所在的北京大学第六医院接诊过的基层公务员数量远远超过所谓“官员”数量。他们曾这样向李恒描述自己的境况：“可能说错一句话一辈子就完蛋了”；“我们这种陪领导的岗位，压力是常人想不到的。”
在接受采访时，几位学者还先后提到了一项对国内官员非正常死亡案例进行的调研。该调研发现，与“畏罪自杀”的社会想象不同，一些主动结束生命的官员反而是责任心很强的优秀公务员。
有多年心理咨询经验的詹锦华说，有一些来向自己咨询的乡镇干部“往往是很廉洁的”，“领导班子里大家都要就你不要，当然会被看作异类，成为孤家寡人”。
作为中科院心理所国家公务员心理与行为研究中心的副主任，祝卓宏对这种现象也印象深刻。他曾经遇到过一个专程来北京看病的外省干部，他业务能力出色，但一到签字的时候就害怕，总是担心财务虚报瞒报，“如果我真的贪污受贿做错事，我受这些罪是应该的，但是我没有做错事啊。”他患上了抑郁症，觉得自己对不起组织培养，他甚至希望出车祸，或者得一场重病解脱，因为这样可以“死得体面”。
“这也是一类很典型的病人，他们觉得现状和原先教育所接受的价值观和信仰不一样了，又无法逆转这个局面。”许燕解释道。
一个问题
许燕与祝卓宏都将2009年视为全社会开始关注公务员心理健康问题的“元年”。在那一年的媒体公开报道中，共有13个官员自杀。为此，中纪委、中组部的有关负责人曾经专门到中科院心理所考察座谈，并请专家做事件分析，特别关注公务员心理健康的相关研究和问题。2011年年底，中纪委、中组部联合下发《关于关心干部心理健康提高干部心理素质的意见》。也正是从那时候起，关于公务员心理健康的讲座与培训开始在各级政府机关频繁举办，有些心理学专家还被请入国家公务员考试的专家小组。另一个标志性事件是，中央党校的课程设置里开始出现了心理学的部分。
许燕几次提到，所谓的“官心病”绝不能简单视为患病官员的个人问题，而真正的治病者也绝非他们这些学者，“它归根到底是一个社会问题”。祝卓宏同样强调，“解决中国公务员心理健康问题的方法一定不能只靠心理学，也不能等到有了问题之后再去治心病。我们讲，治病是下医做的事，治人是中医做的事，而大医要治国。”
在进入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之前，李恒曾在德国做过3年心理医生工作。他发现，除了待遇中上、工作稳定之外，德国的公务员群体相比其他社会群体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只要按部就班地各司其职就可以。同时这一群体也没有什么特殊的“权力”，在高度程序化的办事规则里，贪污腐败的可能被大大降低。“中国的官场不一样，权力放在这里是个很大的诱惑，做坏事与不做坏事都有很大的压力。”
李恒说，自己在德国也给近100名当地公务员做过心理咨询，不过与国内完全不同的是，德国公务员感到抑郁的原因并非压力过大，而通常是“工作太稳定，缺乏激情，对生活提不起兴趣”。
许燕则记得，在国外，有关职业健康心理学的研究通常都会将目标定在影响决策与政策制定上，定在改变社会大环境上，“也只有这种走法才最有效”。
“只有建立一个健康的组织文化和制度环境才能从根本上保护公务员们的心理健康，否则就是治标不治本。”她讲起，自己所在的北师大心理学院曾经开展过为干部制订心理测评问卷的工作，结果这项工作到后来不得不终止——所有的测评方法都会被官员破解，他们知道选择什么样的答案会带来何种结果。
“测出来一看，结果都非常好，好到什么地步呢？好到全是满分。”讲到这件往事时，许燕忍不住笑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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