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不断变化的世界，中国的经济增长已被证明非常具有弹性。虽然欧美经济自2008年遭遇金融危机后，不是止步不前就是陷入低谷，但中国的经济仍在发展。一个惊人的数字是，自20世纪90年代早期，中国人均GDP增长8.9%，将近6亿人已摆脱了贫困。
但不为人所知的事实是，中国的增长是靠投资农业推动的，这又反过来推动了更大范围内的农村经济的发展。随着中国农村人口变得更加富有，他们搬进了发展中的城镇的高楼，确切地说，就是北京、上海和其他大城市的高楼里。
与此同时，城市化进程加快，农业经济发展已经启动，如今中国依靠工业而非农业驱动的经济仍能养活世界20%的人口。虽然中国近年饲料谷物的进口量飙升，但维持小麦和大米的自给能力仍然很重要。
但是农业发展需要水源——特别是对中国北方支持干旱地区粮食生产的灌溉农业来说。但随着其他领域经济的发展，水源缺乏问题严峻。这让中共面临两难困境：政府该如何保障粮食生产和农民的收入，但同时也能保障向水源日益缺乏的城市居民和工业提供用水。
从全球范围来看，大约70%的淡水用于农业灌溉，工业和家庭用水约占20%，发电用水约占10%。在经济不断发展的局面下，水资源分配不仅具有经济意义，还具有巨大的政治意义。单纯从经济角度来说，水资源应该分配到最有价值的产业——农业显然不是。但需要注意的是，在中国，共产党确保执政和搞好农民福利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确保“每滴水养活每棵作物”的原则是关键。中国农业生产率自1990年以来增加一倍多，总灌溉面积增加30%以上，人均粮食产量提高约10%。同一时期，灌溉用水平均每公顷下降超过20%。
尽管取得进展，农业用水仍占总用水量的60%以上。在这个20世纪50年代曾饱受饥荒之苦的国家，中国共产党一直不愿进行更加严格的监管或落实用水定价改革，以免伤害农民影响粮食生产。
尝试不同改革方案，看看哪个方案起效，这种做法在中国很常见。例如，为缓解黄河下游工厂缺水问题，北方内陆省份内蒙古自治区计划把农业灌溉节约下来的水供应下游工厂使用。
另有政府官员尝试建立水银行，购买“用水权”供干旱地区和用户使用。用一位官员的话说，“我们无法改变提供给农民的水的价格——那是固定的（约为每立方米1美分），但是我们可以帮助农民用得更少，确保水被转移到那些真正需要的人手中。”
在其他地方，不同方法都获得了回报。在人口密集、具有重要战略意义、谷物种植面积约40万平方公里的华北平原上，先进的遥感技术被用于帮助限制地下水提取。
这对中国来说是个巨大的挑战，水源问题并不是在几年内就可以解决的。如果任其发展，水源短缺和污染不仅会威胁食品和经济安全，还会威胁到中国的政权。能否取得平衡将决定中国在农业上的自给能力，经济的发展模式以及对珍贵生态系统的保护。
（英国《卫报》）
【欢迎转载 请注明来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