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中华医学会有两种方法：
它可以是官方描述里的，那些医学科技工作者们自愿组织起来，依法登记，组成了这个学术性、公益性、非营利性的社会团体，在党、国家和医学科技工作者之间建立起了桥梁和纽带，并为中国医学科学技术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它也可以是审计署审计报告里的，业务上由卫计委管理的这个组织，通过160个学术会议，利用广告展位、医生通讯录和注册信息等作为回报，收取医药企业赞助8.2亿元。未经批准违规收取资格考试复训费1965.04万元。
在2012年至2013年的两年时间里，这两个面相都和谐地存在于中华医学会身上。直到今年6月，审计署的那份报告出台。表面看来，发生在中华医学会搭建平台上的医疗机构和医药企业的名来利往，暗度陈仓，和普通人并无关系——但细究之下，这个价值8亿多元的特殊关系，却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
直到现在，中华医学会似乎都没能找到解决这个问题的有效办法。
昂贵的会议
事情已经过去四个月了。
中华医学会，这个在医学界声望最隆的组织，陷入赞助费风波是在6月24日。这一天，审计署审计长刘家义受国务院委托，向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作相关审计报告。在人民大会堂里，这位审计署的掌门人读出了8.2亿元，那个令人咋舌的赞助费。
但对那些参加过相关会议的人士而言，对这个数字却并不那么惊讶。中华医学会这个非盈利组织“拉钱”的艺术，远胜许多以营利为目的的公司，只要办会，大到会议冠名，小到信笺、纸杯，都能成为“聚宝”的道具。
以一年前在陕西省西安市举办的第十二届神经外科学学术会议为例，主办方制定了白金、金、银、铜四套赞助配套方案，供医疗企业选择，价格从20万到60万不等。
这只是主菜，其他琐碎“甜点”还包括一万多元的笔、笔记本，4万元的茶歇、饮用水等。第十一届会议也是如此，袖珍日历、工作人员服装都价格不菲——前者报价3万元，后者是1万元。除此之外，接机指示牌、饮用水、会场指路展板都明码出售。
更夸张的一个例子发生在2012年，第十七次全国儿科学术大会在河南郑州举办，除了10万和20万的两个等级的赞助费外，只要有人愿意花钱，冠名就可以印在大会胸卡、资料包、刀旗、横幅上面，价格1万到3万不等。参会的医疗专家们，拿起一瓶矿泉水就能看到一家企业的名字——只要为大会提供1.2万瓶矿泉水，就可以在瓶身上张贴企业自己的广告。甚至早有姓名的酒店晚宴厅，都可能在会议期间改改名字——至少加上一个名字——如果有哪位金主愿意出资10万赞助这个会议的话。
会议也是分三六九等的。最顶级的那些会议——如一位医药行业从业者所说，是心血管领域的权威会议“长城会”和“东方会”——赞助门槛很高，能达到120万，低的也能有50万。
而与平时举办的一些会议相比，各种专业分会的年终会议则更为高端一些。平时医疗机构的领导和学科带头人大都很忙，不可能所有会议都参加，但是一般这些年终会议都是要参加的。这类会议的赞助费标准也会相应较高。$nextpage$
而低等级的会议，则是指一些企业给上协会一大笔赞助费后，干脆打着协会的名义去办会。卫计委主管的某事业单位的一位项目主管接受采访时说：“如果这个协会的影响力比较大，会有很多医药企业或医疗器械企业找上门来，给上一笔赞助费之后打着协会的名义办会。毕竟由行业协会牵头组织活动，无论是会议规模、影响力还是参会人员的层次都会高上很多。”
无论高低，中华医学会名下的这些会议有很多。据一位北京市三甲医院科室主任透露，每年中华医学会会按照不同专科分类，分别举办各自专科数量不等、不同主题的学术会议及培训。而根据原有计划，今年中华医学会要举办14个国际会议，84个国内一流学术会议，以及包含学习班、培训班在内的国内二类学术会议。
即便如此，对于门口排队送钱的企业来说，这么多的会议还是不够的，“中小企业很难获得赞助机会”，上述项目主管如是说。可谓投钱无门。
“能够赞助这些学术会议，对药企是求之不得的事，有些厂家还轮不上。”湖北一家药企负责人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据他介绍，通过赞助学会举办的学术会议，是药企结识各大医院科室主任的捷径，节约人力财力和时间不说，混个脸熟也更好办事。
金钱的代价
“我们曾经在外省组织过一场学术交流会，当时请来了某主管部门领导，会议时间3天，我们给他订好房间和往返机票，结果会议刚开了一天，酒店就通知我们他已退房，但是机票却一直没有改签，他依照日程参会后第3天回到北京。”上述事业单位项目主管说，“我们有同事亲眼看到他在会场被企业的人叫走吃饭，可以想象，后面那两天他应该都是跟企业的人在一起。”
这便是企业赞助这些会议的一个主要目的：关系。那些手里生产价值成百上千万的医疗企业、医药产品的企业，需要一个平台能与那些手里握着采购审批权的医院领导、学科带头人建立联系，留下好感甚至对其进行攻关。对这些药企来说，一场专业的会议堪称一次高度精准投放的广告，花上几十甚至上百万的赞助成本，换来成百上千万的采购大单，绝对物有所值。
“有这些大医院的各大主任们的关系，基本市场是肯定没有问题的，这样比广告的效果好得多，还不显山不露水。”某医药行业的权威人士接受采访时说。那些重要的会议，如每年中华医学会下一年活动的说明会，很多药企的老总都是亲自参加，“都是闭门会议，多少公关公司、广告公司盯着，这些老板都是有钱款决定权的。”
一个显而易见的规律是，赞助费越高的企业，获得相应展示的机会也就越多，给相关领导留下的印象也就越深。以2011年于长沙举办的“中华医学会第十七次全国医学信息学术会议”为例，相关企业收到的参展赞助商公开方案中，如果企业愿意提供10万元的赞助，就可以举办一场90分钟的午餐卫星会、组织到会专家针对企业需求进行咨询、免费提供产品展台两个、免费在大会论文集或会议光盘上刊登广告、邀请代表参加会议、会议代发宣传材料等赞助商权益。
对那些实力并不雄厚的企业来说，则只能采用笨方法，以较低的赞助费用获得基本的赞助回报：参会医生通讯录。“学术会议的通讯信息是基本的赞助回报”，中华医学会微生物学与免疫学分会的工作人员曾如是回应媒体记者的匿名询问。另据一位长期参与此类会议的医药界资深人士介绍，这份通讯信息包括医院的名称地址、参会代表职务、手机号码、电子邮箱，一应俱全。
特殊关系
四个月后的现在，当各路媒体重提此事，中华医学会却并没有拿出一个可以面对公众的方案来。
当记者致电中华医学会时，获得的情况是相关整改措施已经上报给国家卫计委，但国家卫计委并未对外公布相关情况，也没有回应媒体记者的查询要求。
但无论措施如何，对中华医学会来说，似乎都无法避免赞助费这个现实，因为它并没有财政资金支持，想要进行学术交流、举办相关会议，就必须面临钱从哪里来的困境。
“药品企业赞助学术活动并不是中国的‘发明’，而是国际通行惯例。”广东省医学界一位专家告诉记者，美国的心血管年会、糖尿病年会每年上万人参加，资金都是医疗相关企业赞助。“这些赞助的费用主要用于会议的正常学术交流和开支上。”
对中华医学会而言，外界的质疑也因此集中于两个问题上：这些费用到底被用到了什么地方？这些会议是否是单纯的学术交流？
所有的这些质疑，都与中华医学会的特殊性质有关：医学会的一些主要领导都是从主管部门退下来的官员，“他们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到协会主持工作，既发挥余热，创造价值，又在做一些担任公务员时想做却不敢做的事情。他们一边领取退休金、享受公费医疗，一边还能拿到一份相当不菲的收入，而且这部分收入有时甚至比到企业任职还要来得丰厚。”前述卫计委主管的某事业单位项目主管如是说道。
“一些药企通过送钱影响医学会，医学会利用准公共机构的权力影响医院和医生，建立了一个完整的链条。”同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刘春彦说，这些巨额费用不仅加重公司负担，而最终，也可能直接间接拉高药价，影响到每一个病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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