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计署在2014年6月24日公布的那份报告中，中华医学会的问题并非孤例：一些中央部门主管的社会组织和所属单位依托行政资源不当牟利，13个部门主管的35个社会组织和61个所属事业单位利用所在部门影响，违规收入近30亿元。
这些中央部门主管的社会组织表面上看是面对市场打着行业自发组织的旗号，但因为有个官方的娘家，背靠大树，权力色彩浓重，因此两面通吃，被民间冠以“二政府”之称。有人曾戏称这类组织“五子登科”——“戴市场的帽子，拿政府的鞭子，坐行业的轿子，收企业的票子，供官员兼职的位子”。
正是因为这种诡异的现实，使得原本应该是服务企业、规范行业发展的这类组织，异化成了谋利和利益交换的渠道。
异化的行会
新中国行业协会的发展，是从改革开放之后开始的。期间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发展之后，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发展市场中介组织，发挥行业协会、商会等组织的作用。此后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把不应由政府行使的职能逐步转交给企业、市场和中介组织。到了1997年，行业组织更是被写入十五大的政治报告：把综合经济部门改组为宏观调控部门，调整和减少专业经济部门，培育和发展社会中介组织。
一般来说，中国行业协会成立的途径主要有三种：最早是根据不同业态发展而来的，比如中国百货商业协会、中国连锁经营协会；第二种是通过对上级行政单位的相关组织拷贝而来，比如省市县的各级工商联；第三种是政府机构改革以来，部分取消的政府部门演变为行业协会，所谓“二政府”最初指的就是这些协会。而第三种方式占了协会组织来源的相当大比例。以位于北京东长安街12号的原国家纺织工业部为例，摇身一变成了现在的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
“由民间自主自发成立的仅占10%。不少行业协会与政府部门‘两块牌子，一套人马’，行业协会成为部门的内设机构或附庸。大部分行业协会由政府工作人员兼任主要领导职务，他们掌握着各行业协会的实权，在必要的时候，行业协会可以变成行政权力的隐身符，想用就用，进退自如。”长期关注这一问题的广东省委政策研究室原主任关则文说。
行业协会权力的色彩并不仅仅来源于它与政府机构的密切关系，更来源于它自身的人员构成。它在很大程度上成了机关单位安置“老人”的一个分支机构。“现在的不少行业协会已成为政府退休人员和机构改革分流人员的‘收容站’。”关则文举了个例子，“某协会成立至今，共接收离退休干部19人，占协会专职人员总数的30%。”
这些老同志退休之后趁着权力仍未过期之时，到这些半官方的组织里发挥余热，一方面或许能够增加行业协会的重要性。但同时，也增加了其权力影响力，加重了这种政府、市场属性不明的特点。
“二政府”乱象
2014年8月27日，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杨晶在向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作《国务院关于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工作情况的报告》(下称《报告》)。在报告中，这位来自国务院的官员毫不讳言地指出，中国社会组织发育不健全，部分社会组织政社不分，行政化倾向严重，“二政府”问题比较突出。
而据《中国青年报》不完全统计，近3年来，至少有13家行业协会因非法敛财被曝光。其中，涉及交通运输的有3家、建筑工程的3家、医疗药品的3家，其余分别涉及餐饮、互联网服务等行业。
这其中就有南康市两家行业协会强行收费事件。据江西媒体报道，南康市道路运输协会会长黎某的正式身份，就是南康市交通局运管所副所长。而南康市物流运输行业协会第一任会长张某，则在2010年被查出利用协会会长身份，参股组成物流公司并任董事长兼法人代表，垄断粤东线路物流，后被南康市人民检察院批捕。$nextpage$
就在中华医学会被曝光的这份审计报告中，卫计委管理的其他组织也有问题曝出。据审计报告披露，卫生部医院管理研究所将受卫生计生委委托收集的医院用药数据，出售给医药市场调研公司，2011年至2013年违规取得收入3527.1万元。
除了以上做法，为企业提供名誉认证，是这些行会组织很常见的盈利方式。比如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2013年在受住房城乡建设部委托进行绿色建筑标识评价过程中，未经批准违规收取参评单位评审费1418.55万元。而对另一些行会，还可以明码标价买卖奖牌——中华医院管理学会就曾被曝光举行评奖活动，颁发奖项明码标价，交纳一定金额就能评选上“十佳百姓满意放心奖”。
从未停止的“战争”
事实上，这些问题，早已经被政府和民间注意到，双方也一直合力在对权力越界的“二政府”进行约束。
早在2004年的两会上，39名人大代表一起，痛斥“行业协会成了行政部门乱收费的工具，已危害到老百姓的生命财产权”。并联名递交议案，建议制定《行业协会管理法》，对行业协会的性质、地位、作用、机构、职能与政府关系、监管等进行全面定位，使中国的行业协会能沿着法制建设的轨道迅速成长起来。但这样一份管理法规，到现在都没能建立起来。
到了2008年，国家发改委、国务院纠风办、民政部、工商总局、财政部等9部门又联合起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分为三个阶段的规范行业协会、市场中介组织服务和收费行为专项治理工作，希望藉此建立行业协会和市场中介组织规范发展长效机制。
这次行动，显然没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否则也就不会有一年之后的新动作了。2009年，发改委再次发出通知，从2009年底到2010年上半年，在全国开展行业协会收费专项检查，重点整治行业协会利用代行行政职能、垄断地位或指定服务地位强制收费或搭车收费的乱收费行为。
除了国家层面上的种种动作，地方上几乎每年都会有相应的举措，试图削减行业协会的权力，减少政府机构和官员的干预。但到现在，效果如何，一目了然。
行会怎么办？
“这几年，作为社会的中间层，行业协会、社会团体的力量在逐渐壮大。但因为旧体制下一些政府行政手段的影响还在，加上行业协会自身也受到市场冲击，‘利益为先’之下，很容易产生趋利行为。”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接受采访时如是说道。
据竹立家介绍，一些政府机关和行业协会之间，是互相需要的。“比如一些科研课题等项目，政府会优先考虑行业协会。因而政府部门也不愿意‘放手’这些协会。”
中华医学会正是如此。作为“发展中国医学科学技术事业的重要社会力量”，中华医学会承担着众多来自卫计委的任务。就在这个组织深陷“赞助门”风波时，国家卫计委下发通知，将高通量基因测序试点单位评估工作委托给中华医学会进行。
这一次，针对行业协会的整顿工作又要开始了。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副局长廖鸿今年年初表示，为推动行业协会商会“去行政化”，民政部在2014年启动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试点，争取到2015年底前全面实现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
这个举措源于2013年出台的《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在这份方案中，明确提出，各级政府将逐步推进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强化行业自律，使其真正成为提供服务、反映诉求、规范行为的主体。探索一业多会，引入竞争机制。
“谁服务得好，企业就选择谁，政府就会购买谁的服务。”同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刘春彦说，只有让行业协会回归服务市场的本真，才能探索和建立起一套良好的市场化运行机制。
这是一个美好的蓝图和规划，但实施结果如何，还有待长时间的观察和判断——至少，卫计委和中华医学会，可以先从解决8.2亿元的赞助疑云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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