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宣传事业史中，有一个现象始终伴随其中，那就是英雄模范人物的塑造。作为国家政权实现政治动员、进行政治社会化的重要方式，英模人物的宣传成为了舆论机器不可回避的一部分。
传统政治文化的积淀和表彰机制的作用，榜样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发展的功效，都对中国的英模塑造行为产生了深远影响。作为巩固政权合法性的工具，英雄模范人物的宣传更是被执政者视为法宝。既具有中国特色，又借鉴了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不可否认英模塑造的宣传在中国具有深厚的生存基础。
“抗震小英雄”雷楚年因涉嫌诈骗、伪造国家机关印章在成都受审，他在媒介中的形象由高高在上坠入谷底，在人们反思是什么引发了“抗震小英雄”的堕落时——另一个老问题也越来越多地被提起，或许雷楚年本来就不是“十全十美”的完人。纵使他在抗震救灾期间表现出来的英雄行为无可置疑，但有谁探究过他真实而完整的日常表现，从英雄到犯罪嫌疑人之间的转折真的只在一念之间？
英雄模范的符号化掩盖了个体作为寻常人的本质，这成为了模范本人的不能承受之重。为了符合宣传的需要，有时模范人物的诞生并不单纯以事实为取舍。而实际上，意识形态的建构者也正意识到英雄模范脸谱化的局限性，那些地方上大力歌颂乃至破坏真实的“英雄”，也经常不再受到上级的认同。
英模报道是怎么产生的
为了炮制将一个寻常人“神化”，从普通的先进人物升华为英模。对英雄原型的“再加工”和“整合”，成为了英雄模范宣传手法中经常使用的一个招数。
比如，通过移花接木法，把发生在多个人物身上的事迹，集中到一个人身上进行宣传报道。通过这种方式，一个本来的普通人，就可能成为“全知全能”的大英雄。这种现象经常出现在文革期间，黑龙江佳木斯驻军部队出现的典型人物刘英俊，就通过“移花接木”一炮走红。
原《解放军报》编辑卢弘记录过刘英俊如何被包装走红的过程。刘英俊在本连队曾被认为是一个“后进战士”，即他有过一些牢骚怪话，还曾顶撞过某位领导，因此不太受人欢迎，直到他因为拦车救人而牺牲，才开始对他进行表彰和宣传。不过，一旦需要宣传他，所有的缺点就都不见了。报社派人将刘英俊的英雄事迹、成长过程及其思想道路，作了很大的发挥与提高，特别是加进了许多根本不是刘英俊的事或他说过的话，使其成为一个具有强烈“文革”时代色彩的突出典型。
把“坏事”做成“好事”，曾经是包装英模的常见手法。由于军队系统的相对封闭性，这种情况经常在部队里发生。如“文革”前夕大肆宣扬的王杰，原来是因为炸药爆炸意外死亡，这对其所在部队和领导当然是一件不好的事情。但是通过“反戏正唱”，王杰就成为了“舍己救人好班长”。这起将意外事故包装成英雄事件的案例，甚至直接经过了当时最高层的干预，林彪直接下指示说：“我们宣传王杰同志，主要宣传他的优秀品质、模范行为和他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关于事故问题，可以避开。”
记者在部分实录或还原的基础上，对材料进行“整合”，通过适当联想加工进行表现，这一度成为被媒体普遍认可的理念。于是，“以真实材料为基础，有选择地陈述有代表性的典型案例”，成为了英雄模范被报道的惯用逻辑。在孔繁森的报道中，尽管记者没有经历，孔繁森含泪辞别白发苍苍的老母亲的细节还是能够“跃然纸上”。
当上模范会享受什么待遇
捧红一个英雄模范不容易，捧红了之后，怎么继续英雄的光辉，同样是一个大问题。对英雄开展全方位的歌颂，是维持英雄热度、保持其在群众中间的认知的
惯用办法。“重复”历来是笨拙但在实践中被证明有强大功效的宣传模式，这种宣传模式不仅仅集中于媒体上，也深入到普通人的日常行为中。
从延安整风运动开始，中共就将塑造英模视为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形式。一方面因为此时的中国共产党有了较为巩固的治理空间，根据地政权相对稳定；另一方面，在抗战中后期，中共也有了争取民心支持、为下一步发展打好基础的现实需求。农民模范吴满有和工人代表赵占魁就是当时涌现出来的英雄模范。
当时有两句口号名噪一时。农业上“提倡吴满有方向”，工业上“开展赵占魁运动”。赵占魁于1939年分配到延安农具厂担任熔炉看火工期间，在高达2000度以上的熔炉旁，为制造犁铧和枪炮夜以继日地冶炼铁水。担任翻砂股长后，处处以身作则，上工最早、收工最晚，尤其在开炉时，往往连续工作十二三个小时。从不计劳动报酬，处处注意节约，热心帮助别人。毛泽东了解到赵占魁的事迹后，称赞他“就是中国式的斯达汉诺夫”，并指示把赵占魁的“优点总结起来，树立标兵，推广到各工厂各生产单位去”。
有了领袖指示，英模人物的宣传就像打上了一剂强心针。在这其中，不只有媒体的直接鼓动，也有文艺工作者的歌颂——硬宣传与文艺相结合，是这一类英雄模范宣传的特点。1942年9月，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社论《向模范工人赵占魁学习》。9月11日，边区总工会发出《关于开展赵占魁运动的通知》。党中央、边区政府、西北局都派人深入工厂，总结英雄经验，组织向英雄学习的运动。艾青、贺敬之等文艺家们编写了不少诗词、歌曲、文艺节目，边区军民唱起“学老赵、赶老赵，老赵是工人的好代表……”
直到现在，当上英模后的先进人物，除非因为不可抗的外力被拉下神坛，否则仍然会表现为符号化的形象特征。涉嫌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的原“全国道德模范”何涛在事发之前，就享受了光环加身的待遇。她不仅当选为六安市人大代表，还获得过“五四青年奖章”、“全国三八红旗手”等荣誉称号，相应的道德模范事迹报告会也不在话下。不过，英雄模范确立得轰轰烈烈，倒下去也不可阻挡，何涛被逮捕后没几天功夫，所有的称号都被撤消了。
避免被模范的尴尬
有些时候，尽管当事先进人物不想大张旗鼓，总有人为潜在的英模铺路搭桥——大肆宣传不仅颠覆了真相，还经常会适得其反。
蒋国珍是江西新余的离休教师，几十年来累计共捐款20余万元，受他资助或奖励过的学生达2万多人次。这样的英雄模范，却在2011年全国道德模范评选中落榜了，在一篇分析蒋国珍“冲榜”失败原因的文章，作者谈到不真实的宣传导致了最终评选的失利。
比如，像很多不顾自己关爱他人的道德模范人物一样，几乎所有报道都说蒋国珍无儿无女，至今仍住在用不上电的土坯房里，但是事实上他不仅住上了通电和有液化气的新房子，也有过继的女儿照顾生活起居；中国在1989年才实施希望工程，而报道中把蒋国珍1989年的一笔捐款也说成给希望工程的，后来者以讹传讹，还迫使蒋本人也改称“国家补发给我的9600元工资，全部捐献给国家希望工程”。
事实证明，那些被公众接受度更广、更能够经受历史考验的英雄模范，有关方面往往在宣传策略上更注意平衡与客观。央视《面对面》栏目在报道任长霞先进事迹时，问当时的郑州市公安局局长、任长霞的直接领导李民庆如何评价任长霞，李民庆回应说：“我说长霞应该是在女同志当中比较出类拔萃的，但是在公安局长当中应该是中上游，不是最好的。”
如今，给英模人物画上一两笔“污点”，成为了一种新的宣传模式。2004年当时的云南盈江县交通局长赵家富为抗洪抢险牺牲，媒体推其为交通局长的楷模。新华社记者调查发现了赵家富的两个“污点”：其一，赵家富有两个亲戚在公路建设工地上做零工。其二，赵家富的家是一个三层的小楼，住房面积很宽。
当时的盈江县委书记杨跃国回应说，这两个问题还不能说就是“污点”：其一，在县一级工作，又是当地人，有个把亲戚在本系统内的现象非常普遍，何况赵家富这两个亲戚不过是在工地上做做零工；其二，不能拿大城市的眼光来看小县城的住房。赵家富这套住房，在县城里只是中等水平。后来，这篇报道被评价为是反定势的正面典型，打破了典型报道一味求“高大全”的惯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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