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都有一些热词在我们心怀萦绕。几年前，这些与民生有关的热词还是一个个具体的词汇，“农村医保”、“义务教育”、“大病救助”、“流浪儿”、“住房保障”、“食品安全”、“收容遣送”……我们曾听闻诸多与此有关的悲情呼吁。而2014年，一些民生热词渐成历史，一项项系统工程正迎着法制化方向，替代那些碎片化的解决之道。
“三农”，占据“一号文件”11年
不出意料，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仍然与农业有关，年初，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印发了《关于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若干意见》。自2004年始，中央连续11年发布的一号文件与三农有关。
“民以食为天；农业稳，天下稳；农民安，天下安。”这是先贤治国理政的的精髓，也与中国特殊的国情有关。
新中国建立之后，为使国家快速积累工业化资金，农产品收购价格被人为压低，就这是著名的“剪刀差”，农民在生产上获得的收益长期偏低于城市居民，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即使是在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城镇居民的人均纯收入增长速度也大于农民居民。长期的城乡二元结构，加剧了城乡之间的鸿沟。201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相关报告显示，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比为3.231，成为世界上城乡收入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如果加入社保、福利等因素，实际城乡收入差距更大。
“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2002年，时任湖北省乡党委书记的李昌平上书总理，以此为分界线，三农问题引起了中央高度重视。过去，教育、医疗、社保被称为压在农民头上的“三座大山”，从2004年开始，中央一号文件持续关注三农，免除农业税、粮食直补、农村义务教育全免、新型农村合作医疗铺开……一项项惠农政策的实施，标志着工业反哺农业的时代来临。
然而，积土成山，消弥农村贫弱的状况非一日之功。在快速城市化的背景下，城市的巨大吸附效应日趋明显，城乡差别、工农差别、食品安全和农村生态环境等问题仍面临不少挑战。
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浓缩了三大政策目标，即：确保粮食安全，提高食品安全，改善生态环境；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提高农民收入，逐步缩小城乡和工农差别。
一切三农问题的改革，从根子上绕不开农村土地。此次一号文件明确提出，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并保持长久不变，在坚持和完善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前提下，赋予农民对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转及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能。承包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离”，或许能释放改革红利，确保农民的财产收益权。
政府“割肉”，激发市场活力
与轰轰烈的农村改革不同，另一场刀光剑影的改革正在悄无声息地推进。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场改革远比其它改革更为艰辛，这便是政府自身的效能改革，简政放权，它被称为“割肉”式改革。
“改革进入深水期后，容易改的已经改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在这个阶段，就要集合各方智慧，精简出真正需要审批的项目，向社会亮出权力‘家底’。”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董克用曾有断言。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如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就必然涉及到深化行政体制改革。
2013年5月13日，李克强总理在国务院召开的全国电视电话会议上强调，要加快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把该放的权力放掉，把该管的事务管好，激发市场主体和社会主体的创造活力，增强经济社会发展内生动力，并承诺在本届政府任期内国务院部门实施的行政审批事项要减少1/3以上。
2014年2月15日，国务院印发《国务院关于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再次取消和下放64项行政审批事项和18个子项。
过去几十年间的机构改革无不循此路径：瘦身，反弹，再瘦身。它在地方一级政府的架构中尤为明显，比如煤炭部早已撤销，很多地方都有煤炭办；建材工业部作古多年，很多地方都有节能办，企业每生产一袋水泥或一块砖，得乖乖向它交钱；还有农机局等形形色色计划色彩浓厚的委、办、局和其他以行业协会面目出现的“二政府”。据统计，在县一级机构，经济类机构占政府机构总数的半壁江山，而服务类机构仅为两成。$nextpage$
如何防止边治理边反弹？怎样杜绝把不该下放的给下放了，把需要下放的给留下了？这都需要决策者和研究机构做出精准的评析，找准切入点和规则的平衡点。
按此次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转变职能的构想，行政审批权下放、压缩和转移主要是面对市场、社会和地方政府，这就要求厘清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边界，要对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具体形式、主要内容、服务对象有更全面细致的把控。
正如复旦大学副校长蔡达峰所言：“减的是权，增的是效，放得下权力，才能激发起市场的活力。有效的市场离不开有为的政府，把‘放’和‘管’两个轮子做圆了，经济社会发展的车才能跑起来。”
反腐，大老虎身后
2014年3月，北京春寒料峭，在这万物复苏的时节，隐隐有风雷激荡。
十二届全国政协第三次会义开幕前的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问到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永康的情况，发言人吕新华以“你懂的”作答，引爆了坊间各种联想。
两会结束后的3月15日，原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被宣布接受组织调查。这是近些年来军方落马的最大一只“斑斓猛虎”。
6月14日，全国政协副主席苏荣被宣布接受组织调查。
7月29日，周永康被中纪委立案审查。
至此，打虎戏已进入高潮。十八大以来，被查处的中管干部达55名。在外界的各种猜疑中，反腐败正在不断打破“禁区”和“惯例”。改革开放以来从未有过的反腐力度，预示着中共反腐正进入“新常态”。
“老虎”接连落马固然令人拍手称快，“老虎”级别的不断攀升，也吊足了看客们的胃口，专注于更大级别的“老虎”，很多人对“拍苍蝇”视而不见。
同一时期，落马的“苍蝇”也令人瞠目结舌。2014年11月，纪检部门通报了两起小官巨贪案例：秦皇岛北戴河供水总公司原总经理马超群只是个副处级干部，办案人员从其家中搜出1.2亿元现金、37公斤黄金和房产手续68套。另一个“创纪录”的官员是国家发改委煤炭司副司长魏鹏远，办案人员从其家中搜出现金折合人民币2亿余元。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在这一潜规则面前，那些身居关键岗位的“守门”人，一旦心理城门失守，其贪污之巨不亚于高居庙堂之上的“大老虎”，其危害不容小觑。
这也正是众多市场主体负责人担心的，“不怕收钱乱作为，就怕不收钱不作为。”中央“八项规定”颁布，“反四风”正在各地开展，部分官员失去了灰色收入，便开始“软对抗”。
要打“大老虎”，更要拍“苍蝇”，让权力在规则下运行，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把权力清单晒在阳光下，或许在现阶段更为急迫，更贴近普通人生活，更能让百姓感受社会的公平公正。
2014年10月闭幕的中国共产党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目标，会议再次重申从严治党、依规治党。事实上，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思想是一以贯之的，只不过，今天人们更多地看到了健全法制、强化落实，把反腐倡廉落实到一项项具体规定之中去——举国正在对“裸官”进行全面清理，海外追逃正在争取更多的国际合作……
法制，深入推进依法治国
反腐的深入，也为法制腾挪出巨大的生长空间。
2014年末，一起冤案的纠正让法制的晴空更为幽蓝和深邃。12月15日，内蒙古高院向呼格吉勒图家属送达再审裁定，呼格吉勒图宣告无罪。9年之后，沉冤昭雪，尽管姗姗来迟，正义毕竟来了。内蒙古检察院决定成立调查组，对检察系统造成呼格吉勒图错案负有责任的人员展开调查。
新京报记者梳理近十年来发生的类似十起冤案发现，只有三起案件的相关责任人受到追究。如何确保不再酿成类似的冤案，没有下一个“呼格吉勒图”，如何消除呼格吉勒图冤案的土壤成为各界思考的话题。
细心的人们不难发现，呼案峰回路转沉冤昭雪的大背景是，国家正在全面深入推进依法治国。2014年10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推进中国依法治国作了全方位的论述和部署。
事实上，在我们这个国家，推进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还有诸多难题需要破解。呼案只是折射出其中一个顽疾而已，“疑罪从无”早已有条文明确规定，为什么总有“佘祥林”、“赵作海”、“聂树斌”、“呼格吉勒图”类似的悲剧发生？
类似的难题还有很多，只有尊重宪法的权威，通过制度的完善和更新才能推进。比如涉访难题问题困扰我们多年，2014年7月以来，多次发生进京上访人员在报社门口喝农药事件，过去，在信访问题中，公众“依法维权”和政府“依法维稳”的天平屡屡发生倾斜，不断酿成恶性事件。鉴于此，今年中央印发了《关于依法处理涉法涉诉信访问题的意见》，要求把解决涉法涉诉信访问题纳入法治轨道，通过法律来解决问题本该成为社会运行的常态。
又比如原广州市委书记万庆良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调查后，引发了城市“糊涂规划”的话题。“在山顶开挖大湖，在山地建百米大道”，这些缺乏常识、不尊重科学、疯狂又狂妄的计划为什么能屡屡付诸实施？从“秋裤楼”到“马桶盖”，贪大、媚洋、求怪的建筑近年来不断涌现，其实背后都隐藏着权力之手，规划的科学和刚性被权力的无和和傲慢碾压。
如何克服类似的弊端？只有逐个推进，用法律明确权力的边界，并无它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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