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晨报》：讨薪者的尊严关乎国家脸面
按说十年过去，讨薪现象不说销声匿迹，也该呈急速衰减之势。然而放眼四处，千辛万苦、千奇百怪的农民工讨薪悲剧仍在不断上演，其中甚至不乏人性扭曲、恶意设局坑骗农民工的事件发生。眼下，不少媒体都开辟了“讨薪直通车”一类的专栏，也让我们知晓了公安、法院、工会、律师、自愿者、法律援助等机构和个人的努力及无奈。
当然，讨薪成功的故事也每每见诸报端。惯常的报道路数，无非是拿到养命钱的讨薪者对援助机构和个人的感激涕零、千恩万谢。在大多数人甚至包括媒体人的潜意识里，拿到钱就是一切，而作为一个普通劳动者在其讨薪过程中尊严的丧失则完全无须提及。
台湾著名导演赖声川说到自己留学美国伯克利大学不久后的一件事：一天早上他上完一节课后，准备去另一个教室上第二节课，发现走廊上竟然有一张床在缓缓移动——那其实是一个没有四肢的残疾人的轮椅，此刻，那残疾人是用嘴控制轮椅上的几个开关让自己行走。他的身边没有一个人去帮他一把。赖声川正想上前搭一把手，却被同寝室的一个同学拦住了。同学的解释是，这个城市明文规定：每条街道的人行道和建筑大门的台阶旁必须修建斜坡，以方便残障人士的轮椅出入；歧视残疾人员者将面临严重罚款。这就意味着，所有人，不管他缺失了什么，都享有同样的权利和义务。赖声川这才意识到，自己脑子里始终只印着“残疾”二字，而恰恰忽视了躺在床上的这个人也应与自己享有同样的尊严。
如果我们深入审视长久存在的欠薪讨薪现象，就会发现，我们的相关机构或个人及至整个社会，关心的仅仅是讨薪者应得酬劳的落袋为安，而对他们享有尊严的状况基本视而不见。我们不能想象国家公务员、国企员工们处于欠薪讨薪的窘境，正因为他们有尊严地生活关乎国家的脸面。其实打工者又何尝与他们有所区别。当遍布城市每一个角落的他们以日日辛劳换来城市人的称心如意时，年年上演的讨薪早就该刺痛我们的心。
《齐鲁晚报》：权力的“冷暴力”也很可怕
最低气温零下11摄氏度，一个“孤立无援”的女子躺在地上一个小时，两名民警近在咫尺却“不管不问”，视频显示，一名民警还在警车前踱起了方步，执法者的冷漠让人难以理解。退一步讲，即便涉事民警没有踩到女工周秀云的头发，如此的“居高临下”，也缺乏对被执法者最起码的尊重。法治社会，执法者和被执法者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关系，不存在谁高谁低的问题，如果执法者抛开法律，刻意展现自己的强势，说到底是一种权力滥用，最终的结果也不可能是公平公正的。回过头来看，如果涉事民警不是这样冷漠，或许就能早一点发现周秀云的异样，一个鲜活的生命也许就不会失去。
女农民工周秀云的遭遇绝非个例。对于执法不文明、不规范、不透明的事件，此前各地曾多有报道。此类事件的一个典型表现是，执法者利用手中的权力粗暴对待被执法者，导致被执法者心生不满或怨恨，一些“孤立无援”的被执法者为了获得公平对待，最终选择采取各种非正常手段维权，双方矛盾越积越深，最终以冲突的形式爆发。女工周秀云“非正常死亡”再次给我们敲响了警钟，无论什么时候，执法者都不能突破“依法执法”的底线，任何以权压法的行为都应该得到约束和控制。
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必须以规范和约束公权力为重点，做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必追究”。周秀云事件发生后，当地派出所曾经公开声称周秀云的死亡与其没有关系，随着舆论的关注，事件终于出现最新进展。目前当地公安和检察部门已经对此事展开调查，涉事民警也已被立案侦查并采取强制措施。期望在舆论的关注下，相关部门能对周秀云的死早日有一个调查结论，让权力的冷漠和傲慢付出代价。
《长江日报》：警察打死讨薪者是一场正义危机
来自河南的女农民工周秀云，因参与讨薪而遭受山西太原警方的暴力折磨，以47岁之龄死在当地派出所。有照片显示，周秀云曾经躺倒在地，一名胖警察脚踩她的头发，双手叉在背后，一脸漠然地看着前方。
有网友留言：“戾气警察，面对农民工讨薪问题，不给解决问题不说还如此暴力，很伤民众的心。”问题就在这里：拖欠工资方没事，讨薪的人死了；当民众需要公平正义的时候，警察来了，但正义的维护者反成了寻求正义者的勾命阎罗。此两端特别刺痛人心。
目前，涉事警察已被控制，我们相信他会受到相应的法律制裁。但警察打死讨薪者，不仅仅是一起刑事案件，对社会的心理震荡，不会因为打人警察承担法律责任而平息。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一场当地警方的人心危机，一场全社会的正义危机，这个责任，处理一个警察不足以平民愤，而他也不具备承担这么大责任的资格。
警察打死讨薪者，不是个人行为，而是职务行为。在纠纷现场，警察并非以个人身份出现，而是代表太原市公安局。警察处理的方式、对待讨薪者的态度，很难让人简单理解为个人素质问题。公众愤怒矛头虽然直接指向打人警察，心里的刺痛和震荡却指向更大的层面。
如果是一个包工头或者地痞流氓打死讨薪者，人们也会愤怒，却仍会相信正义。被称为正义守护者的警察，却公然对正义寻求者实施肉体残害，性质就完全不同，它会让人们失去对正义的信仰，失去对国家机器维持正义功能的信心。公平正义是我们社会高度推崇的基本价值，作为国家合法暴力机器的执法者，竟然这样赤裸裸地践踏正义，人民绝无法忍受，不能原谅。
我们这个国家，这个政权，从革命到新中国成立，推翻不公道的旧制度，带给人民公平正义，就是合法性的主要来源之一，也是得到人民信任和拥戴的主要原因。警察对手无寸铁哭告无门的百姓动武，诚然只是一起个案，无法也不可以借此否定我们人民政权的光明，但所谓防微杜渐，对这起个案，绝不能掉以轻心、大事化小。
《钱江晚报》：讨薪女工命殒是谁的角度有问题？
河南周口女工周秀云去太原讨薪，结果死在了太原龙城派出所。被当地个别警察打、被其踩在脚下、甚至被扔在派出所里奄奄一息也无人搭理，如果不是那张照片，恐怕很难将如此杀机四伏的场面与一个以维护社会治安为己任的机构联系在一起。
如果没有那段视频，接下来当地警方是不是打算去追捕那些造谣的人了？先把水搅浑了，然后来个颠倒黑白？这种可能性不能排除，只有证明造谣的人有罪，才能反证他们的清白，只有证明有人心怀叵测在误导网民，涉案的民警、派出所才能全身而退。内蒙古呼格案的那些民警法官检察官不正是这么办案的吗？这种事只有大张旗鼓地办，才能办得大家有口无言。这可以很好地解释为什么人都死了却十多天没有动静，涉事民警甫一曝光，就有人语惊天下出来搅是非的怪象。
这不是拍摄角度的问题，这是内心出了问题。他们对自己人像春天般“温暖”，但对民工如狼似虎。他们有秋风扫落叶的无情，另一方面，却对自己人百般呵护，甚至不惜赔上派出所的形象。对于他们来说，像周秀云这样的人是没有尊严的，甚至连活着的权利都没有。一条鲜活的生命在他们眼皮子底下死去，他们无动于衷，一个犯了罪的警察却得到了他们的庇护。某种程度上说，他们比踩头发、打人的人更可恶，更让社会揪心。一个队伍总有一些害群之马，他们并不让人特别担心，因为害群之马只能逞一时之威，但一个地方如果有善恶不分的队伍，祸害的就可能是辖区内的所有百姓，因为没有人能跟这样的一群人讲法律。
有一样东西让人不寒而栗，当权力抱团取暖结成利益的同盟，而权利四处碰壁走投无路时，如之奈何？要是没了那段偶然留下的视频，又该怎么办？
《羊城晚报》：拖欠工钱已成社会公害
每年年底，都是讨薪事件频发的时段。经过一年的辛劳，农民工要回家过年，自然就要向工头讨回工钱。但有的是工头不给钱，有的是工头自己也拿不到钱。于是拿不到工钱的农民工就要用各种方式讨薪：有的举牌抗议，有的上门静坐，有的寻求媒体的帮助，有的以跳楼跳桥相威胁……
农民工属最弱势的群体。他们没有可倚仗的亲戚，没有可用的关系，除了力气之外几乎一无所有。那些欠薪不还者，或许正是看中了以上几点，才敢于万般抵赖，甚至把讨薪者打得头破血流。
这个时候，警察本来应该是农民工权益和人身安全的保护者，但太原的当事警察不但没有保护农民工，还羁押殴打他们，甚至把脚踩在周秀云的头发上，直到她死亡时，还说她是装死。
与无权无势的农民工相比，欠薪者大多是私吞工钱的恶棍。私吞的工钱越多，他们就越有资本打发各种关系，包括打点警察。踩在周秀云头发上的警察敢于偏帮欠薪者，会不会有不可告人的原因？
实际上，欠薪不还才是事件的根源。在欠薪纠纷中，除了工头私吞工钱之外，还常常因为属于国企的建筑单位拖欠工钱，导致连工头自己也往往拿不到钱。这种情况在铁路和公路建设部门中大量存在。一些工头为了不得罪有派工权的国企或政府部门，经常暗吞苦水，不敢向他们强硬要钱。
在接到的无数欠薪投诉中，我们都能看到许多工程被层层转包、层层食利和层层克扣的黑幕，其结果都是让打工者成为“杨白劳”。
不到闹出人命，拖欠工钱问题就往往得不到关注。现在，这种破坏契约、损毁诚信的欠薪不还已经成为社会公害。党政部门再不关注并解决这种公害，那么这类讨薪事件或许会源源不断地上演。
《新华时评》：“讨薪之痛”关乎的不仅是钱
春节临近日，讨薪进行时。如同定期上演的“大剧”，爬高、静坐等追讨拖欠工资的新闻再次屡屡见诸报端。讨薪不止，在深深刺痛着公众神经的同时，一个回归本源的问题是，为什么被欠薪的总是打工农民？
自2003年全国启动清欠农民工工资活动以来，对拖欠农民工工资的治理已度过了10余个年头。10多年来，国家对拖欠打工农民工资的打击力度不可谓不大。从法院的讨薪绿色通道、人社部门的劳动监察，再到将不讲诚信的“无赖企业”、“黑心老板”清除出市场、欠薪入刑，制度在完善，恶劣行为却始终难以禁绝。
透视近年打工农民讨薪的极端案例，或许可窥端倪。背井离乡、入城打工的农民，为了讨要区区数千、万余的合法血汗钱，不仅要忍受企业和部门“脸难看”、“事难办”的辛苦，甚至还要冒着违法被抓的风险。讨薪之难，正如近日河南郑州一起讨薪事件中的农民工所言，“感觉自己像个皮球被踢来踢去”。在讨薪中，打工农民感觉到的是屈辱，是被忽视。
对待弱势群体的态度衡量着一个社会进步的程度。目前，中国约有2亿多的进城打工农民。长期以来，他们被贴上尴尬的“农民工”身份标签，在为城市建设、社会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同时，被歧视、被轻视的现象也由来已久，欠薪，或许只是这一庞大群体在社会转型中遭遇种种不公的一个缩影。
根治拖欠打工农民的薪水，更要还打工农民一个公平合理的社会身份和地位，坚决保障其劳动收入权益。在逐步提高群体地位的同时，将打工农民纳入与城市工人同等的劳动保障体系之下，确保各项政策落到实处。唯有如此，社会公平才能得以彰显，欠薪不止才能寿终正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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