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年底深圳忽然颁布限购机动车的新政之后，今年年初，与其相隔数千公里的太原开始变得“风声鹤唳”。除太原外，因深圳限购而出现同样情绪恐慌的地方，还有西安、郑州等同等规模城市。
荒唐的现象出现了：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拥堵由一线城市传递到二三线城市；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粗暴的限购方法又开始沿着这条路径传播。前者佐证了短视的城市规划，后者则见证了捉襟见肘的社会治理手段。
功利实用不能替代程序正义。诚然，出于对引发抢购的考虑，有关部门方才选择了“突击夜袭”，但罔顾程序法治，伤害的不仅是民众权利，也将是法治本体。
“限”亦有道，重在程序。元旦前夕，全国人大专家代表叶青、蔡志理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便表达了要借鉴新加坡等国经验，从“管理”走向“治理”，慎用“限字诀”，形成行政部门与社会尤其是专家和市民互动的格局。现实中，缺少了民众参与的限行限购决策，难免沦为公权力大唱独角戏。
□本刊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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