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道，太原市政府近日提出，到2015年底，全市机动车保有量要控制在110万辆以内。这是当地首次提出机动车保有量控制目标。尽管市政府工作人员表示，尚未有任何文件通知和相关消息表明是否限购，但限购传言已经遍布太原，多数消费者都是听了传言后纷纷购车“占指标”。
这是多么辛酸的一幕：仅仅是一个传言，便导致多数消费者恐慌性购车。当然，传言之外，也自有一种“世事洞明”。一位4S店销售人员一语道破抢购的原因，“去年底深圳闪电式的限购给消费者都敲响了警钟，何况现在政府已经提出要限制机动车数量，大家还是相信限购是十有八九的事儿。”深圳突袭限购，引发太原恐慌式抢购。能理解这句话逻辑的，大抵也就多少算得是了解国情之人了。
即使不是在物资紧缺时代，中国的民众在传言之下，也不断上演过抢盐、抢板蓝根、抢醋甚至抢房等恐慌性抢购行为。这些往事与记忆，如今说起来仿佛都是笑谈，但这种抢购本身的行为心理，其实一点也不好笑。它让人看到，一个大国国民有着怎样无法安宁的内心，又一直存在着怎样的安全感焦虑。
如果说抢盐、抢醋的行为，是对于不确定的疾病的恐慌，那么发生在太原的抢购车辆的行为，则是对于不确定的公共政策制定的应对。当城市的政策制定者无不使用突袭式发布来实施限购政策之时，谁又能保证同样的手法在太原不会再上演一次呢？这种情形下，坐不住是肯定的。
不确定的政策制定与发布，无法淡定安宁的社会心理。这一切的根源，只是在于权力的任性。限购令乃属行政决策，尽管按照一般的决策要求，公共政策的制定应履行必要的程序与规范，应保证民众的知情权与参与权，但一些政府部门的任性就在于，它们总是拒绝履行这一套繁琐的程序，总是习惯于独断而行，因此才有了种种“半夜鸡叫”式的决策。由权力任性而致权利恐慌，也就自然而然。
十八届四中全会公报要求健全依法决策机制，把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确定为重大行政决策法定程序。去年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立法法修正案草案也提出，部门规章不得创设限制或者剥夺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利的规范。所有公开或成文的表述，都表明突袭式限购并不合理，政策制定者涉嫌违规，但问题在于如何才能让它们真正依法行政。
问题仍摆在眼前：太原是不是真的会突然发布“限购令”？但愿这一次，当地人大可以知道。而如果太原有关方面继续任性，我们也但愿当地有可能启动对于这一政策的合法性审查。这些虽都只是后话，却也正是我们所要表达的依法行政之寄托。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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