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2月29日下午，深圳市政府突然宣布当日18时开始实施小汽车增量调控管理，多部门组成的“执法队”旋即封锁了部分4S店，禁止汽车交易。此前闭幕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对《大气污染防治法（修订草案）》进行初审，草案拟规范地方政府对机动车的限行行为，授权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实施限制、禁止机动车通行措施，而不再是以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来实施（应急措施除外）。两事相联，引人深思。
随着居民收入的提高，近些年中国机动车数量增势迅猛。为缓解交通压力、治理大气污染，有的城市采取了机动车限购、限行等措施。这种用行政化限购、限行手段治堵治污，确实比市场化调节见效快，但其法律依据却存疑，甚至有违反程序正义之嫌。
交通状况和大气质量，关乎群众顺利出行和身体健康，相关问题也是进入工业化时代后很多国家面临的现实难题。在降低机动车使用强度方面，直接限制、禁止使用的措施，并未受到一些发达国家的青睐，他们主要是通过建设发达的公共交通体系、合理规划道路等交通设施系统、通过市场化手段引导等间接方式，来疏导并引导公众自愿减少使用机动车。特别是在机动车污染排放方面，污染的根源是燃料环保标准不高，污染物排放量大。对其最长效的污染治理方式是，应通过技术创新提高燃料环保性。为此，许多国家大力推广环保车，不断提高燃油质量标准。这些思路值得中国一些城市借鉴。
从限购、限行的程序正义方面来看，当前中国正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法治政府是题中要义。政府必须恪守法治理念，在法律规定的权限范围内活动，不越权、不枉法。使用机动车看似只是日常琐事，实则是公民法律权利的具体体现，使用机动车出行是公民的正当权利。从这个角度说，限购、限制只应在有限的条件下、有限的范围内和一定的时间里使用，不能成为常态化甚至永久性的污染治理措施。即便根据实际需要，确实要使用这些限制性举措，也应该符合法律程序，依照法律规定来执行。所以，全国人大常委会拟对地方政府对机动车的限行行为作出规范，确有必要。
笔者认为，为防止某些地方不规范地使用限购、限行举措，必须通过科学的技术标准，严格设定政府使用限行措施的具体条件。如，明确规定大气污染物含量指标、机动车对空气污染的危害影响率等，避免地方政府以“大气污染防治的需要”为由任意限行。同时，还应对限购、限行的时间长度作出明确，特别是限行时间最多不能超过空气质量限期达标的期限。
还应注意到，限购、限行涉及公民切身利益，有必要建立公众参与机制，监督政府依法行使相关权力。除了所依据的空气质量数据、机动车污染的危害程度等技术指标信息要公开，还应定期公开限购限行效果评估数据等，以便公众监督相关措施的必要性。
（经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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