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到年关，关于春晚的消息就会在新闻群里自动“冒泡”。而说起“春晚”，许多人会立马开启吐槽模式：吐槽它格式固化、缺乏新意，吐槽它太主旋律、不接地气……甚至给它直接下“病危通知书”。饶是如此，难改春晚“涛声依旧”。这难免催生出诸多疑问：春晚为何能成为全民关切的话题？它难道就非办不可吗？
事实上，春晚能够延续，原因不在审美价值，而是其不可替代性。春晚存在的意义，也早已溢出了节目内容本身，它承载了江湖庙堂寄寓在上面的复合诉求。它被夸或挨骂，正是源于这些诉求的抵牾与隔阂：观众对其“边骂边看”，折射出它内蕴的艺术性因素；而国家对其“挨骂还办”，则是因它承担了国家叙事的潜在功能。
嘉年华仪式与联欢氛围
春晚有着年俗文化属性，而在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中，过年就该有喜庆氛围，这也决定了春晚呈现嘉年华仪式的必然性。就像执掌五届春晚导演的郎昆说的：它“必须在那一刻大红大绿，在那一刻锣鼓喧天，在那一刻欢声笑语，也必须在那一刻凸显当年度的生肖属性特征”，从而与节日主题吻合。这点从春晚惯有的开场就不难窥见：“大联欢”主题的歌舞表演，主持人宣布开幕的高亢音调、饱满热情，都在营造着欢乐基调。
纵观三十年来春晚的主题，会发现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就是：团结、欢乐、和谐、奋进。而那些宏大场面的表演，就是被这些“联欢”相关的情绪主线贯穿。随便拎出几个春晚歌舞表演节目单，如2013年的《欢歌庆新春》、《春暖花开》、《报喜》，2014年的《万马奔腾》、《倍儿爽》、《张灯结彩》等等，仅名字就给人幸福昂扬的心理暗示；作为历年春晚保留曲目的《难忘今宵》，则更是用欢乐共度的意象来强化“联欢”特性。
因为现场直播等形式，春晚容易被视作对盛大“节庆场”的如实呈现，但实质上它却是全民欢庆节奏的缔造者或者说是主导者：它在对轻松气氛和快意情绪不断加码的渲染中，将公众带入狂欢的程序中。
学者张颐武就总结道：“联欢”的台上台下同乐的“参与性”和热闹随性的“即兴性”是春晚的重要特点，而观众在电视机旁“目不转睛”地观看，则是大年夜独特的景观。当然，眼下随着大众娱乐手段的丰富，春晚也从人们的消费依赖变成了助兴的“伴音伴影”，其大气场面为大年夜的大团圆做了锦上添花式的点缀。
若细究春晚节目，可看到它对联欢同乐价值的展现：无论是刘谦的魔术，还是“英伦组合”、李敏镐登场等等噱头，都能制造亲友聚会聊天时的谈资，也调动了不同年龄段人群的观赏兴致。在跨年的特殊节点，它起到了亲情濡沫的粘合作用。
有人将春晚跟冯小刚贺岁电影进行对照，认为其喜剧特征有着共通之处：那就是通过“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愿景呈现，将空间转译为“同质的时间”，它能让个人暂时忘记现实空间里的分化与区隔，获得想象性的体验和同质时间的快感。春晚营造大联欢的气象，也是为了用情感代入下的快感实现对人们日常憋屈状态的置换。
“家国一体”观念植入的载体
如果只是实现“联欢”，那春晚的官办色彩、垄断地位没太大必要，媒体竞争下的自办晚会与坊间娱乐项目，亦可满足人们一时的欢愉之需。可春晚要表现的，不仅仅是联欢。不少人诟病其“寓教于乐”、“宣教意识太强”，就挺能说明问题：在春晚上，在欢乐祥和的氛围里，尖锐的社会冲突得以虚化消解，灾难所留下的伤痛得以慰藉，发展所取得的成就得以阐释，一片欢歌艳舞的媒介仪式下激荡着充满民族自豪感的心灵。这时候，“小家”融入了“大家”，人们则在“家国一体”中找寻认同感、归属感。
除夕是中国人的家庭团圆日，而对“团圆”概念进行延伸，嫁接到国家叙事的需要中，是春晚常用的表现方式。所以春晚总会凭借以亲情、乡情、爱国主义等为核心语汇的各种修辞，把“家”、“故乡”与“国”联系起来，将人们对于“家”和“故乡”的归属感和祝福自然地引申到对“国”的认同与赞美上去；其次，春晚还会在国家权力、社会重大变化和个体幸福生活之间建立起某种因果关联，暗中灌输“有国才有家”的价值次序。
春晚就是通过“个人-故乡-地方-社会-国家”一体化形象的连续性，来唤起人们内心的家国情感。但它并不是把爱国作为指令强行输入人们脑中，而是将各种民族、民间、流行、高雅话语吸纳到叙述之中，来消解它们与国家意识形态的疏离，也使得国家形象显出其包容、进步的一面。
所以在春晚上，你或可发现，黄河、长江、长城、龙的传人、炎黄子孙等词眼，被频密地提起。而无论是春晚开始时的“北京时间20点整”的报时，还是“零点仪式”，都在营造着“天涯共此时”的“同在”的共鸣。拿春晚表达的内容来说，它很注重家国意识的渗透：以大事迭出的2008年为例，这一年春晚就对包括汶川地震、北京奥运、神七飞天、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在内的重大事件进行了展示，并将其转化为凝聚民族自信的一次契机。
不单是节目内容上，有论者分析，春晚从主持人到演员服装都以红、黄两色作为主色调，这看似没有传播的偏向性，但是配以“炎黄子孙”、“红色中华”等信息的侧面引导，长达五个小时的晚会里，无时无刻不在将受众以视觉刺激聚拢起来，形成想要营造的民族集合体。
也源于此，文化学者刘畅断言，人们欣赏春晚，除了一般的审美原因，还有更深一层、更隐蔽的潜在心理需求：即寻找归属和认同，在春晚中感受自己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成员之一的真实的生命感受，在歌舞、小品等这些文艺形式中感受到民族的“大我”与“群体生命”的存在”。
假如没有春晚了会怎样
诚如许多人指出的，时下公众对春晚已形成了微妙的“春晚情结悖论”——年年难办年年办，年年不满年年看。这包含的，恰恰是对春晚多面功能的复杂情绪投射：对很多人而言，春晚之于过年就跟吃年夜饭一样不可或缺，除夕夜看春晚已成许多家庭围炉守岁时的习俗，而春晚确实也给他们带去了很多乐趣；但与此同时，附着在春晚上的意识形态宣教色彩又让人反感，其常用的宣传手段——如“忆苦思甜”、“正反典型塑造”、“神圣形象和象征捏造”，已动辄获咎。
在此情境下，“取消春晚”的呼声也动不动就泛起。可春晚真能取消吗？就眼下看，虽说贺岁片还有各式地方春晚的兴起，已映衬出春晚墨守成规的底色，但在短期内，还看不到什么节目能动摇春晚的地位。春晚之所以难以撼动，主要原因在于节庆情绪调动与国家意识渗透的双重需要，导致其功能被层层加码。
在以往，人们兴许是被春晚正能量节目带动到某种亢奋意绪中，现在这种亢奋，则多体现在各种吐槽上。而认可或吐槽，都是处在“关注”的状态中。它也说明，“春晚”已成一种文化现象，一种国人心中无法割舍的“情结”，甚至是一种“新民俗”。毕竟，吐槽也是因为在意。
春晚作为集体记忆的叙述者，本身也是一种“集体记忆”，它会以话题、重播、传播的方式存在于一年中的任何一天。其意义也不止于春节那几天，它还能将节庆意识嵌入民众日常生活。在泛娱乐化的时代，网上那些与春晚相关的消息也会供消遣用，为人们黯淡的生活增添乐趣。
之于国家，也需要以春晚来“装载”其宣教意图。春晚本质就是种具有超强渗透性的“召唤”机制，这种“召唤”可被用于做国家形象的“软广告”。在春晚上唱“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显然比政治课上“爱国爱人民”的强制灌输，要来得更可靠；更何况，春晚还有兜售希望的作用，这也能将公众暂时拽出现实，为其压抑情绪提供出口。
从这两个维度看，春晚很难被取缔。其文艺化呈现方式，对家国一体认同空间的营造，都是应现实之需。很大程度上，标记在春晚上的时间刻度与文化认同符号，也是观察当下中国的一个重要切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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