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8日晚上，环保部部长陈吉宁结束了一天的工作，他打开电脑，看了一部名叫《穹顶之下》的纪录片。
这是陈吉宁就任环保部部长的第一天，对他来说，工作的开局显然并不尽如人意。这一天的北京，气温清冷，一场小雪之后，空气中依然充斥着PM2.5颗粒，空气指数的监测结果是中度污染。
就是在这样的氛围里，柴静关于霾困中国的纪录片《穹顶之下》上线了，并且迅速引爆了互联网。等到陈吉宁观看时，这部片子点击量就已经奔向三千万，成了当天关注度最高的话题。
这不得不引起陈吉宁的重视。按照计划，第二天，他要以环保部部长的身份与媒体见面了。这部片子，毫无疑问会成为媒体座谈会的重要议题。
果然，3月1日下午，许多参会的媒体都提到了这部纪录片。而陈吉宁也毫不回避，不但提及自己已经观看了这部片子，而且还透露，3月1日上午，他给柴静打了好几次电话，但是一直占线，最后，只好发了一通短信过去：“向她表示感谢。她从一个特殊的角度，从公众和健康的视角，唤起公众对环境的关注，值得我们敬佩。”他继而用世界环保史上最有名的一本书《寂静的春天》来对比这部纪录片，“我想这片子也对唤起公众关心环境健康问题起到了重要促进作用，我特别赞赏这件事。”
“私人恩怨”
柴静收到陈吉宁短信的那天，北京的天气终于转好，那天的空气监测指数的结果是：良。
她应该舒了一口气，至少这一天，危险的空气不会来侵扰女儿的健康了。
1月27日，在北京大兴的一个摄影棚里，白衣牛仔裤打扮的她对观众坦诚，自己之所以会做这样一部纪录片，完全是为了女儿。
她清楚地记得两年前的北京，在录影棚的投影上，她放出了2013年1月份的北京空气指数曲线图。31天的时间里，这座城市有25天被雾霾笼罩。就是在这一天，她发现自己怀孕了。但喜悦之情还未等展开，致命的打击便随之赶来：腹中的胎儿，被诊断出患有良性肿瘤。
于是，刚出生的女儿便被转进了手术室。手术开始前，主治医生告诉柴静，因为孩子太小，打了麻药之后，很可能不会再醒来。
好在，最坏的情况没有出现。孩子的手术很成功，恢复良好。痊愈之后，柴静抱着她回到北京——从机场回家的路上，她说，自己闻到空气里全是烟熏火燎的味道。从来没担心过空气会影响自己健康的柴静，忽然害怕了，她甚至试图用手帕捂住女儿的鼻子。
虽然没有任何科学研究能够将雾霾和女儿的肿瘤联系起来，但是她依然还是担心女儿的健康，害怕北京的空气裹挟着无法分解、甚至很难被排出的PM2.5颗粒，进入女儿脆弱的肺部。她担心女儿长大之后，会问她：雾霾是什么？从哪里来？该怎么办？她决定，凭着母亲的责任，做一点事情，把这三个问题调查清楚。
摄影棚里，周遭黑暗，只有主席台上的光温暖而明亮。柴静安静地站在充斥着细微颗粒物的空气里，平静而又坚决地说：“这是我跟雾霾之间的一场私人恩怨。”
上书人大
柴静并没有向外界解释，纪录片上线的时机经过怎样的考量。但现实中，三天后，全国两会便开幕了。虽然，两会前后的几天，北京的空气一直很好，但雾霾依然成为最受关注的话题之一。
3月4日，全国人大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傅莹还特意提到了空气问题，“现在生活是改善了，我们国家可以说是以超快的速度进入工业化，同时我们也几乎是以超快的速度造成了我们环境的透支。”
在新闻一线工作过很长时间的柴静，对这个过程并不陌生。柴静还记得，2004年她到山西采访，与孝义田家沟村一个六岁小女孩儿对话的内容：
“你见过真正的星星吗？”
“没有。”
“你见过蓝颜色的天吗？”
“见过蓝一点的。”
“你见过白云吗？”
“没有。”
那个时候，人们还不知道雾霾为何，也还没有PM2.5的概念。但公众不知情，并不代表着现实中不存在。在对雾霾展开调查时，柴静从2008年北京奥运空气质量保障小组组长唐孝炎院士那里得到了2004年北京某个月的一份空气监测指数图，根据上面的PM2.5的数据，相当于今天的严重污染，首都机场都因此而关闭。当天的新闻报道中，提到的是雾，而不是霾。
除了唐孝炎院士外，柴静在过去的一年多里，以个人身份拜访能源、环保领域内的专家以及职能部门，包括前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副组长韩俊等国内高官，探访钢铁厂、加油站的污染情况，十分炫酷地动用了无人机、航拍，向NASA调取卫星云图，还自费带着团队到英国、美国那些曾经饱受雾霾困扰的国家，寻求解决经验。
凡此种种，最终花费了100万的经费，全部由柴静个人承担。这笔钱，主要来自《看见》一书的版税。
钱的问题，并非是最大的问题。做这样的一部片子的难度超出了她的想象，许多时候，她一度想要放弃。但总是有各方面的原因在推动她，有时候，是女儿，有时候，是自己的采访对象。在这部片子最终推出之后，她还记得北京市环保局机动车处的处长李昆生，“他让我很惭愧，有时候我都觉得某件事做不下去，不太可能，他还在继续发表文章，不断往前推进。深夜有时会收到他的两三篇文章，文中的急切之情和为公之心对我是一种感染。”
而她，也在感染其他人。媒体人黄章晋谨慎地在自己的朋友圈里回忆道：“去年12月6日看到她为纪录片做的PPT大纲，当时感觉极为震撼，简单说，多年来我一直很享受在信息量上对同行的碾压感，但这次实实在在被碾压了，尽管柴静给我的印象一直是特别勤奋努力的人，但这个刺激还是非常强烈。作为同行，深知这个远未成型的作品背后付出的心血和努力，如果说这个行业里干了这么多年还保持比我还努力状态的，大概只有柴静了。”
最终，柴静不仅仅把这部纪录片放给了普通网友看，还把自己一年的采访所得发给了全国人大法工委和正在制订国家油气体制改革方案的小组成员，希望能对正在修订或制定的法律、改革方案有所借鉴。很快，她就收到了两个部门的回应。柴静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回忆道：“他们逐字看完，附上建议，返还给我，并打电话表示感谢，说会在修订时考虑相关问题。”而后者唯一的反馈意见是“如果篇幅不限，可以谈得更多……”
在很大程度上，这部片子得到了官民机构的共同点赞。《南方周末》的记者、长期报道环保问题的媒体人汪韬很早之前就知道柴静在做这样一部片子，并且为她提供过一些技术支持。他在《穹顶之下》上线的那天，就收到了在环保部门工作的朋友的短信：“大家表示做得很到位。”
穹顶之下
但柴静深知，这样一部片子很可能会遇到宣传部门的阻力，胎死腹中。每一次邀请朋友或观看，征求意见的时候，她和工作人员都会嘱咐对方，一定要注意保密。
但纪录片推出之后，她遭遇的首先是来自民间的反对和质疑，尤其是一些诛心之论和谩骂随之而来。一些官员的态度以及纪录片中的批评锐度，成为许多人质疑她的一大原因，他们觉得柴静这是小骂大帮忙。而另外一些更为离谱的评论则说柴静的女儿得肿瘤是因为她高龄，又是老烟民，还有人指责柴静开大排量的车。尽管，在片子中，柴静已经表明“我们家有辆车，除了老人孩子，机场医院，基本不开”，而她的朋友们也出来作证柴静从来不抽烟。但信者恒信，那些针对她个人问题的指责，依然在互联网世界里蔓延。
做了十几年调查记者的柴静，看惯了人间冷暖的她，大概也能够理解这片穹顶之下的人心的复杂。面对各种争议，柴静和她的团队一直保持沉默。除了人民网一篇类似通稿的访谈外，不做任何其他采访。他们希望公众把注意力放在雾霾上，而非个人。
幸而在最初的意气之争后，网络上也越来越多专业人士的分析。一位从业十年的煤炭分析师撰文提出了自己不尽相同的观点和论据。比如《穹顶之下》中说哈尔滨供暖首日PM2.5高达一千，是因为大量燃烧褐煤，他认为这是不客观的，褐煤的经济掺烧比例在20%到30%之间，他还认为英国的治霾经验不能照搬，中国的能源结构调整尚需时日。
这样的争议，或许才是柴静乐于看到的，也是许多真正关心雾霾的人所喜见的。如同作家马伯庸所言：“柴静的纪录片有瑕疵，但它的意义在于，可以引出更多专业人士的意见。讨论也罢，质疑也罢，论辩过程对公众也是个学习思考的机会。”而这，也正是陈吉宁提到的《寂静的春天》所曾经起到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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