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30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会议明确，京津冀战略的核心是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调整经济结构和空间结构，走出一条集约发展的新路子，探索出一种人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开发的模式，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形成新的增长极。
北京市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首都经贸大学教授祝尔娟认为，北京的医疗、教育等资源在向外输出的过程中，看似是疏解北京的功能，但实际上也是给天津和河北带来了重大的发展机遇。
“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关键是调整经济结构和空间结构，要控制和疏解与北京首都功能定位不相符合的基础产业，进而控制城市人口规模。”祝尔娟说，这就给天津和河北带来了巨大的发展动力。北京今年提出了新的人口调控目标，即2020年控制在2300万以内。
北京市委书记郭金龙指出，疏解非首都功能，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中之重，也是必由之路。北京要轻装上阵，有些优质资源就要到河北、天津去配置，产生更大的效应，发挥更大的作用。
疏解人口也并非只是产业转移那么简单。祝尔娟说，三地公共资源配置不均衡，影响了人口、产业及功能在区域内的合理布局，是导致特大城市人口过于膨胀、中小城市吸纳力不足、难以形成多中心城镇格局的重要原因。
她建议，公共服务领域的协同创新，应加快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改革现行的财政体制，完善横向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按照人口和区域面积等客观标准建立公共服务共建共享机制，构建京津冀跨省市公共服务分担与统筹体系。
据财政部测算，京津冀一体化未来6年需要投入42万亿元，这将给房地产、建材、交运、环保等方面带来确定性投资机会。
交通：快速补齐基础设施的“最后一公里”
在此次42万亿元投资中，主要投向基础设施建设。河北目前与京津对接的高速公路、国道、省道共存在“断头路”里程达2300公里，县道、乡道则难以估计。随着总规的出炉，以国家战略的身份驶入“快车道”的京津冀协同发展，尽管由高层推进、规划，预计到2020年将形成京津冀9000公里的高速公路网和主要城市3小时公路交通圈，但在高铁、高速公路之下，更细微的“毛细血管”却仍面临堵塞。
一位业内专家透露，业内盛传，国家铁路局拟在“十三五”期间建设新线2.3万公里，投资约2.8万亿元，这样算来京津冀分到的资金并不算充裕。而现如今，有了42万亿元的投资规划，预计区域内更多交通项目将得以开建。接下来，京津冀三地将快速着手补齐基础设施的“最后一公里”。除了津保铁路等京津冀区域内互联互通线路将开通外，三地还会在公共交通“一卡通”全面推行、上马城际铁路项目等多个方面有所突破。
“有了国家投资，并不意味着京津冀交通互联互通就完全没有资金问题。”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铁路隧道专家王梦恕表示，“因为国家一般只投资干线，很多铁路、公路线路还需要地方出资，所以要完成道路全方位对接，三地不能光伸手向国家要钱，还需拓宽融资渠道，尽量向社会资本借力。”
环保：通过技术改造实现减排
说起京津冀协同发展，环保是无论如何都绕不开的重要项目。在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教授、生态金融中心副主任蓝虹眼中，在这42万亿元的投入中，先期规划已经走在前面的环保领域肯定会获得投资倾斜。“不可否认，42万亿元的总额比很多人预想的都多，但实际上，通过本次中央政治局通过的规划不难看出，中央对于京津冀区域的发展思路和很多环境专家预想的有所不同。”蓝虹表示。
蓝虹分析称，如果单纯是在区域内对污染联防联控的话，河北势必要大规模的压缩产能。在这个过程中，环境治理的投入，主要是从解决现有问题的角度去评估，比如帮助当地扶持新的产业，加大对原有治理的技术投入。“然而，区域规划出台后，京津冀区域未来的人口增长、城市规模发展都要比预想速度快，因此，区域内对于钢铁等行业的需求仍然会维持在一定的水平，这就决定未来区域环境治理不能光靠减产，而要研究在保持必要产能的基础上，通过技术改造实现减排，而这些环保项目的投入非常高，比如一个污水处理厂的投入至少在几亿元甚至十几亿元。”蓝虹表示。
蓝虹还预测，通常来说，一个国家对于环保的投入固定在财政支出3%是比较理想的，42万亿元中如果也能保持这一比例的环保投入，相信未来几年，京津冀多个行业的污染治理技术将迅速提高，城市污染处理基建也会明显扩容。
据媒体报道，去年由中科院原院长、两院院士路甬祥牵头的国家级调研组近日完成一项报告，提议国家在河北张家口市张北县一带建立新能源“特区”。报告提出，计划未来10～15年内，建成京津冀地区最大的风电、光伏及光热项目集群，暨国家级新能源前沿技术示范基地，预计投资规模达万亿元以上。据该人士透露，该报告已经完成并上报国家高层。
张北地区目前新能源发展的产业布局已现雏形。基地先后引进华能集团、大唐集团、华电集团、国电集团、国华能源、中广核集团等30多家大企业，建成风电场77个。“目前三地都在压减燃煤，而压减的燃煤肯定还需要其他能源来替代，一方面，可以通过蒙西特高压，直接从内蒙古输送清洁电力，另一方面，就是在京津冀区域内发展光电、风电等可再生能源。”厦门大学中国能源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伯强说。
河北的新角色：一是服务，二是崛起
对比长三角、珠三角的城市群就可以明显看到，在京津两大城市核心力的虹吸效应之下，河北的角色一直相当尴尬。
河北省委书记周本顺在今年全国两会上的表态，最明显地体现了这一点。他说：“京津冀一体化需要河北扮演什么角色，河北就演好什么角色。”在3月27日河北省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会议上，他进一步引申说：“京津冀一体化发展，就好像是一台大戏，需要河北扮演什么角色，我们就演好什么角色。这里主要是两个角色：一是服务角色，二是崛起角色。”
在分析京津冀一体化的前景时，这位省委书记提出了“三大难”的问题：最大瓶颈是生态压力，最大短板是京津周边城市不发育，最大难题是产业结构不合理。
周本顺因此提出，河北要强化生态保障功能；要改善城镇层级结构；要构建现代产业体系；要承担交通疏解功能。
河北省的蠡县、滦平，距北京一远一近，但是为了保护北京的生态环境，都做出了“壮士断臂”的举动，其经济发展亦大受影响。而燕郊受惠于北京的城市辐射效应，其房地产业一枝独秀，但交通却日甚拥堵，由睡城而变堵城。凡此种种，小县城的“京津冀”一体化面临诸多现实的困难。
因此，在中央层面出台京津冀一体化规划的同时，无论是城镇布局、产业布局，还是基础设施、环境建设，都应该综合考虑京津冀三地的现实，进而从问题入手，既要打破行政壁垒，也要激活市场活力。
比如人口发展格局，北京2011年年末常住人口已达2018.6万人，以过去10年间人口年均增长率3.8%计算，2017年人口将接近2500万。但迄今为止北京市的规划，仍只在控制人口进入方面着眼。但过去10年人口规划的失误，及控制人口的失败，已充分证明这一思路并不可行。如果不能以产带人，京津冀一体化所带来的改变，无非是再增加10个甚至更多像燕郊这样的睡城。未来北京到底能容纳多少人口，主政者们当眼光向外，看看国外超大都市群发展的经验与教训。
但另一方面，产业转移的一窝蜂现象也必须得到警惕。
在毗邻京津的廊坊、涿州等地已经出现了投资产业园的热潮。这是市场主体对于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积极反应，应该得到保护与支持。但10多年前开发区热的教训历历在目。因大量土地闲置、浪费，截至2004年全国已撤销各类开发区4730多个，核减开发区规划面积2.4万平方公里，占原有规划面积的64%。
如何避免重蹈跑马圈地的覆辙。河北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保定市高端发展研究课题组执笔人李慧茹建议，政府严格管理园区用地的审批，对于有明确产业内容、企业载体、北京产业转移意向的，按照规划的实施要求有序发展，防止一哄而起。对于目标不清、跑马占地式的投资性“圈地运动”，则坚决抑制。
从首都经济圈，到环渤海经济圈，再到京津冀一体化，当我们不再单一的以“经济圈”来构造城市，而是叠加“生态圈”、“公共服务圈”、“生活圈”的时候，这样的城市群才会真正显示出其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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