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红透半边天的诗人汪国真于4月26日凌晨因病在北京逝世。消息一披露，媒体纷纷跟进，这位几乎淡出公众视野的诗人一下子重又让人记了起来。
从海子的昂扬热诚到舒婷的婉约温柔，再到汪国真的清莹浅切，这三位的诗歌创作不妨说是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中国诗坛的当红之音。事实上，如果我们回到当年那个似乎充满诗情的年代，重新审视汪国真一举成名的故事，我们或许可以更为清楚地理解他与他的作品。
汪国真热爱文学，但他的文学之路并不算是一帆风顺。汪国真15岁初中毕业后，先在北京一家工厂当了七年的铣工。恢复高考后，他考上了暨南大学中文系，得以有机会名正言顺地开启他的文学之梦。1979年的一天，尚是大一学生的他，忽然收到《中国青年报》的编辑来信，信上写道：“汪国真同学，我们在贵系系刊《长歌诗刊》里选了你的诗，现寄上稿费两元。”汪国真事后回忆这首被《中国青年报》刊发的诗歌题为《晨练》，是一首短诗：“天将晓，同学醒来早，打拳做操练长跑，锻炼身体好。”自己的少时习作头一次被印成铅字的美妙感觉，我相信热爱写作的朋友都有所体会，很显然这次小小的成功激起了汪国真巨大的文学兴趣。不过或许他不曾料到，他最初的诗歌生涯并未像这封来信所预示的这般顺利。
事实上，30岁之前的汪国真处于投稿无门的境地。据说他经常揣着写满诗歌的本子，从一家杂志跑到另一家杂志，可他等来的结果都是无甚收获。成名之后的汪国真仍旧记得这段少年困顿的时光：“那时总在想，年近三十不再年轻，事业和爱情还是一事无成，没有成功的东西可以证明自己，当时感觉人生变得十分紧迫，极度迷茫与困顿。”一如他自己的诗句所言，“我不去想是否能够成功，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
不去想是否能够成功，我想这并非一句完全确实的真话，更多的意思是不论是否成功，汪国真都愿意为此奔波一生，风雨兼程，因为他相信这就是他选择的远方。在得不到回应和认同的处境下，在身边各种嘲讽嬉笑杂沓而至的情况下，汪国真却果真风雨兼程，诗心一片。他每天下班便早早回家，不是埋头阅读，就是握笔疾书，他告诉自己“倘若才华得不到承认，与其诅咒，不如坚忍，在坚忍中积蓄力量”。
终于在1990年，汪国真的第一本诗集《年轻的潮》出版。就像书名所表达的那样，一夜之间，他的诗歌就如浪潮一般翻涌在广大青年读者的心间。甚至不少青年男女还纷纷将他的诗歌抄录在笔记本中，而一位山东济宁女孩王萍，将收集的汪国真诗歌分类摘抄在日记本上，并为这本日记取名为《年轻的思绪》，而这竟然凑巧成了汪国真第二部诗集的题名。在巨大的声浪中，1990年被人戏称为“汪国真年”，“汪国真热”迅即席卷全国。
上世纪90年代真是一个有趣的年代。如果说80年代开启了人们对于未来的浪漫遐想，那么90年代则是徘徊在浪漫与现实之间的年代。80年代迸发出来的激情和梦想，至此渐渐趋于冷却，但这股青春的体温还在。面临愈发强烈的商业大潮，对时代的浪漫绮思其实并未完全消退，它们只是更多转变为对时代的慨叹和诘问。
严格说来，汪国真的诗歌并不深刻，甚至显得有点轻浅，玩笑的说法，有点类似诗歌里的《读者》和《知音》。但正是这种带着一点诗意、一点温情、一点哲理的学生党诗歌，最能在短时间内吸引年轻人。更关键的是，汪国真的写作对象从来都很明确，他一直试图为青年写作。最明显的证据即是他的多部诗集题名里都有“年轻”这个词，诸如《年轻的风》、《年轻的思绪》、《年轻的潇洒》、《年轻的季节》、《年轻的梦恋》等。因此，当时不少年轻人不仅将汪国真的诗当作文学作品来读，更视为他们人生里的指路明灯。当年轻人不嫌烦累地摘抄汪诗，我想他们的出发点并非在于记录好词好句，而是希望汪国真的诗句能成为他们初次面对人生时的座右铭，他们相信这是一个时刻和青年人站在一边的诗人写给他们的心里话。
于是他们也渴望“到远方去，到远方去”，因为“熟悉的地方没有景色”；在面对生活中的烦忧时，告诉自己“假如你不够快乐，也不要把眉头紧锁，人生本来短暂，为何还要栽培苦涩”；他们开始坚信“没有比脚更长的路，没有比人更高的山”；学着在感情中体味“一个眼神，便足以让心海，掠过飓风”的心动和狂喜；热望在现实人生中一展身手，“不辜负青春明丽的韶华，如果要爱，就爱得有声有色，如果要走，就走得无牵无挂”。这些直接浅白却不无力量的诗句，仿若让年轻人饮下甘甜的酒，未必似纯酿那般醇厚，却也能让人顿感壮志在怀。
按照哈罗德·布鲁姆的说法，阅读诗歌的终极理由是因为我们需要“探索被创造出来的想象力的慑人境界”。如果依据这位耶鲁文学评论大牛的观点，那么我们可以说汪国真的诗歌并不能满足我们对于人类想象力的终极境界加以探索的愿望，汪国真更愿意书写的是平凡生活的平凡事理，是普通人面对现实世界的日常悲喜。就像他对自己的描述：“生活中有丑恶、狭隘、沮丧、让人沉沦的东西，也有积极乐观的东西，我的诗歌就是展现美好人性、阐述心灵。”因此，喜欢他诗歌的人会认为汪国真的诗歌给人以勇气和希望，特别是让初涉社会的年轻人仿若找到一处倾诉苦闷、宣扬抱负的所在；讨厌甚至鄙夷他诗歌的人则认为汪国真不过是劣质的抒情者，是那个时代的心灵鸡汤和廉价安慰，根本不入流。
这种争议，孰是孰非，其实并不重要。我想起的是电影《中国合伙人》中的一句台词“成功者，都是契合了时代的需要”，汪国真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究竟如何，不妨留待日后评说。在我眼里，形容汪国真更确切的字眼，就是成功者，那个时代的成功者。而他之所以成功，更多是因为他的诗歌在那个时代满足了人们的阅读和心理需要，他说出了那个时代青年人的困惑和心声。同时，就诗歌而言，有人希望发现蒙塔莱的莹澈玄思，有人希望寻获布罗茨基的坚冷之声，有人希望听到里尔克的瑰丽幽谧，当然也有人希望在汪国真那里找到最通俗的人生哲学，不同的生活处境和知识构成决定了人们对于诗歌的多元需求，就此而言，汪国真的走红未必能说明什么文学的问题，但却能鲜明表现出我们这个时代大多数人曾被怎样的声音和话语打动过。
因此，我们不必奇怪，何以北京大学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和复旦大学陈思和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这两本高等院校最具代表性的当代文学史教材对汪国真几乎只字不提，因为世俗的流行和文学的价值体系其实是两套评价标准。我的意思并非是说文学史一定和世俗观念背道而驰，而是说这两者既不必强与之合，也绝非天生仇家，不合也无所谓，合也不必大惊小怪。所以我们大可不必将汪国真的走红与他在文学史的冷遇过度阐释，相反他的一度走红和此后冷遇，恰恰告诉我们一个朴素的真理——得益于某一时代的成功者，也受限于某一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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