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茂芳早已经计划好了55岁后的退休生活：旅游、参加朋友的活动、学习厨艺，能有更多精力照顾家庭。她身边有一些退休的女性朋友，“时间更多了，因为没有上班时的紧张，越活越漂亮了。”
但是，一纸通知，让这个退休美梦蒙上阴影。不久前，中组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联合下发《关于机关事业单位县处级女干部和具有高级职称的女性专业技术人员退休年龄问题的通知》，称党政机关、人民团体和事业单位中的正、副处级女干部、具有高级职称的女性专业技术人员，将年满六十周岁退休。
黄茂芳现在正好是南方某市的一名处级女干部，在这个范围之内。她仔细研读这份通知，幸运地发现并非没有回旋余地：“若本人申请，可以在年满55周岁时自愿退休。”她心里想着，如果到时候政策不变，依然要在55岁准时退休。
虽然这份通知只是针对小部分女性，但却在社会上引起了轩然大波——它意味着，此前纠结了数年的“延迟退休”大幕，终于掀开了一角。从1950年代迄今，延续了半个多世纪的退休制度，到了改变的时候。
女干部先行
虽然早有传闻，“延迟退休”可能会从提高女性的退休年龄开始，但没有想到，一切来得这么快。
3月10日上午，人社部部长尹蔚民来到了梅地亚中心，西装革履，一身严肃打扮。他是来此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
就是在这场发布会上，尹蔚民透露，延迟退休的方案已经制定好了：“小步徐趋、渐进到位”，每年只会延长几个月的退休年龄，经过相当长的时间达到规定的法定退休年龄。
不过，这位人社部的掌门人也通过在场的记者，安慰民众道：现在公布这个消息，并非要马上实施，一定会给公众一个心理缓冲期，“比如现在公布了这个方案，5年以后才可以实施。比如，我是55岁退休，5年以后实施也就是55岁零两个月退休，明年的人可能就是55岁零6个月退休，就是这样一个心理预期，渐进式的。”
但事实上，就在尹蔚民参加这场记者会之前的2月，女干部推迟退休年龄的那份通知就已经下发到各地，并且要求从3月1日起实施。
1月22日，北京市两会期间，北京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姜志刚曾对外界透露，全国人大、妇联来北京调研时，专门提出了女干部的退休时间问题，“现在特别呼吁能否把处级干部、局级女专家的退休年龄放宽。”
有分析称，之所以从女性干部开始，主要是阻力较小。一方面，将女性退休年龄推迟到与男性一致，体现了官方语态中的男女平等。另外，县处级女干部和具有高级职称的女性专业技术人员这个群体数量并不太大，“估计也就几十万人”，影响较小。
不过，一位接近人社部的人士接受财新传媒记者采访时认为，此次提高女性干部的退休年龄，并非顶层设计中的“延退”方案的一部分，关于整个社会的“延迟退休”具体方案，依然还在制定当中。
这，又是给民众的一支安慰剂吗？$nextpage$
漫长的拉锯
在1月份的那次表态中，姜志刚曾表示，延长女性退休年龄的问题尚存在争议，“原来提前退休，初衷是关爱和保护女性，让她们早些回家休息，不要和男同志一样辛苦，现在要把这事儿反过来，还要把话说圆。”
最早提出关照女性、施行不同的退休年龄是从1951年开始的。那一年，政务院颁发《劳动保险条例》，规定男职工的退休年龄为60周岁，女职工为50周岁。随后，1955年国务院颁发的《关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退休暂行办法》中把女干部的退休年龄提高到55周岁。从此，退休年龄便有了“女职工”和“女干部”之分。而这种退休制度，也一直延续下来。
直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随着国企改革的推进，许多地方采取了鼓励提前退休的方式分流冗员、降低成本，有国企、事业单位员工，45岁左右就开始申请退休。据中国社科院财贸所所长高培勇、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财政审计研究室主任汪德华的调查，有些城市的提前退休比例甚至达到3成。很大一部分人退休，是为了稳定且相对丰厚的退休金。
但伴随着退休人口的增多，养老金的压力也逐渐显现。尤其是在可预料的将来，养老压力会持续增加。延迟退休成为社会保障部门研究的一个选项。2001年，当时的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研究单位所发布了一份《中国养老保险基金测算与管理》报告，其中指出，中国劳动者的退休年龄每延长一年，就能使养老统筹基金增收40亿元、减支160亿元，相当于为养老统筹基金缩减200亿元的缺口。这是目前所能看到的最早由官方提出延迟退休的话题。
但长期以来，这个问题只是停留在研究阶段，并未真正进入实际操作，直到2008年。这一年的11月，人社部社会保障研究所负责人称，有关部门正在酝酿等待条件成熟时延长退休年龄，有可能女职工从2010年开始，男职工从2015年开始，采取“小步渐进”方式，每3年延迟1岁，逐步将退休年龄提高到65岁。在2030年前，职工退休年龄将延迟到65岁。
对中国而言，2010年是一道坎，中国迎来了一个“银发潮”。据民政部统计，截止2009年底，60岁以上老人达到了1.67亿。老龄化问题摆在中国社会面前，关于是否要延迟退休的讨论，也开始步入快车道。2010年9月，在《中国的人力资源状况》白皮书的发布会上，人社部副部长王晓初表示，到2035年中国将面临两名纳税人供养一名养老金领取者的情况，中国养老保险金压力巨大。关于是否要延迟退休的话题，开始引起社会舆论的公开讨论。
然而，其反对声浪巨大。在一份“你支持推迟退休年龄吗”的网上民意调查中，20万网友参与，其中92%投下了反对票。眼看社会反弹剧烈，人社部迅速通过媒体澄清，延迟退休只是一种研究，并非要实施的具体政策。
两年后，政府基调再次发生变化。2012年5月，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社会保障“十二五”规划纲要》，“研究弹性延迟领取养老金年龄的政策”被正式写入中央文件。
政策制定者内部，显然也并没有达成共识。2010年6月，人社部一位高层曾向《中国经营报》透露，延迟退休计划已经搁置，因为就业压力增大，急需大量就业岗位，“延迟退休不符合现在的形势”。
但同样在2013年的11月20日下午，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在国新办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延长退休年龄是大势所趋，但将采用“渐进式”。
最终的定调是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做出的。在会后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提出，要“研究制定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自此以后，延迟退休政策的酝酿进入加速期。
上海试点
就在人社部与民众的反对声互相拉锯之际，上海早已经开始试水延迟退休政策。
2010年9月底，上海市人社局公布《关于本市企业各类人才柔性延迟办理申领基本养老金手续的试行意见》，规定凡男性不超过65岁、女性不超过60岁的各类专业技术人员，以及符合“企业工作需要、本人身体健康、能坚持正常工作”等条件的企业职工，只要经本人提出申请、与企业协商达成一致，便能自愿办理“延迟办理申领基本养老金”手续。
之所以率先走出这一步，主要原因是，与其他城市相比，上海的老龄化问题更为严重，社保账户的压力更大：2009年底，上海市年逾60岁的老年人口便已占全市人口的22.5%，远高于全国12.5% 的平均水平。
但这项政策并没有引起太大响应，虽然媒体上有各种计算，认为延迟退休后个人收入会增加，养老账户上的钱也会增加，但民众却不为所动。上海普陀区的徐琳2012年5月退休时，完全没有考虑延迟这个选项，“我退休前是一家公司的财务，工作性质上完全可以再做两年。但是通过退休后返聘，我现在能拿到两份工资。所以在办理退休手续时，没有考虑延迟领取养老金。”
而且，精明的上海人已经算到，延迟退休并非一笔划算的“买卖”：上海市青浦区一家事业编制企业的高级管理干部梁建涛曾经计算过，自己延休期间，他需要多交纳近三万元的养老保险，退休后每月的基本养老金增加三百四十多元，要将近十年才能把多交的钱领完。
从2010年到2012年间，在上海300多万名退休职工中，申请“柔性延退”的职工人数仅有数千人，比例不到1/300，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上海社保部门原本计划循序渐进，从企业向事业单位推广，但随着政策遇冷，从此再无下文。
上海试点的尴尬，也是中国即将实施的延迟退休政策的一个缩影。虽然大的方向已经尘埃落定，但如何得到更多民众的支持和认可，将是政策制定者所面临的最大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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