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人民日报微信公号刊文讲述“奇葩证明”：怎么证明我妈是我妈，公众反响强烈。事情原委是：在北京工作的陈先生一家三口准备出境旅游，需要明确一位亲人为紧急联络人，于是他想到了自己的母亲。可问题来了：他需要提供他母亲是他母亲的书面证明……该文迅速成了微信热帖，总阅读量超过20万人次。面对这样一个“奇葩证明”，网友对其冠之以“史上最强脑筋急转弯”的称号，并引发对类似经历的集体吐槽。
实际上，类似令人啼笑皆非的“奇葩证明”，在我们身边并不少见：八旬老太在自家摔倒受伤，保险公司理赔前要求社区开具“非打架斗殴受伤”证明；运营出租车，被要求开具本人最近三年内无重大交通事故证明……要证明你单身，要证明你没有要过孩子……这样那样的证明，有的听起来莫名其妙，办起来更让人东奔西跑摸不着头脑。类似新闻这些年媒体也没少报道，以“奇葩证明”为关键词检索，百度网页相关条数高达84万条，新浪微博也有20多万条。对此，人民日报法人微博也不禁感慨：“‘怎么证明我妈是我妈’，看似好笑的感慨，折射现实的无奈。生活中，奇葩证明过多过滥。”
那么，是什么使得那些匪夷所思的证明，屡屡出现在公众的日常生活里呢？
有评论文章指出，一些看起来简单明了、顺理成章的人之常情，为什么非要以书面证明的求证方式使事情变得复杂繁琐？舆论普遍认为“信任感”与“责任心”缺失当属其生存发展的背景土壤。《法制时报》刊文称，“无证明，不存在”的行政管理手段，一个最大的缺陷就是服务主体与客体的倒挂，要求个人提供诸多证明才能获得某种服务，其目的往往是让服务部门免除了信息筛查成本和后续的责任承担风险，是以个人的“多劳”来换取行政部门的懒政惰政“永逸”。它未能站在服务对象的位置来思考行政作为，根本上是一种行政本位与权力本位意识。
新华网评论认为，消除“奇葩证明”需斩断灰色利益链。文章指出，为了证明“我妈是我妈”，陈先生花了60元让旅行社解决了。在现实中，为了拿到一纸凭证，一些人也不得不像陈先生这样花钱解决问题，这就造成了一些部门的乱收费现象。
另外，也需要重视一个现实是，“奇葩证明”不仅成为公众生活中的拦路石，也让不少基层单位如街道办、社区成为各种“奇葩证明”的求救处，这使得基层工作人员不堪重负。有专业人士表示，屡屡出现“奇葩证明”的原因，无疑是部门之间的“信息壁垒”迟迟不能打破：管理部门各自为政，信息无法共享，就只能靠着各种“证明”解决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证明”的内容是否准确就显得无关紧要了，由此催生出各种看似“奇葩”的证明。
身处信息时代，充分运用先进科技，加强信息共享和部门协作，无疑是减少“奇葩证明”，让百姓少跑腿、好办事的重要路径之一。然而，在当今这个信息时代，其久呼而不至并不是因为技术难题，而是一些部门对“证明”背后的权力和利益仍有留恋。根本的对治之举，仍是中国现阶段正大力推进实施的权力清单制度。
《人民日报》在近期刊发的《关注改革“最后一公里”聚焦社区治理》相关专题报道中，一针见血地指出：证明不了什么的“奇葩证明”一方面是因为审批事项太多；另一方面是由于相关部门推诿扯皮。“各级政府部门有必要结合简政放权的时代要求，与时俱进地对需要当事人提供的材料事项进行梳理，能免的就免、能简的就简，从源头上减少对证明的需求。”
“奇葩证明”犹如一面镜子，照出了政府职能部门为民意识缺乏的思维短板和固守旧有模式的行政之弊。走出这种令人啼笑皆非的尴尬怪圈，需要致力于简政放权，构建起现代化公共治理体系，也须致力于诚实守信的信用与责任社会，为政府“简政”和百姓“减证”创造宽松的社会环境；也需要“让数据多跑路”的技术性信息融合，将现代信息化手段应用于行政体制改革的实践，使百姓不再为一纸“奇葩证明”跑断腿。
（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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