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中国的网速再慢，关于电信运营商的丑闻和批评，还是能迅速传遍网络世界。
“有些发展中国家的网速都比北京快”，李克强在全国两会上说了这样一句话，很快就传到电信大佬的耳朵里，但他们的反应却比网速还慢，以至于需要国务院总理一再敲打。
一个月后，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经济形势座谈会时，再次提到这个问题：“根据国际电信联盟的评估，我们在世界范围内的排名在80位以后。加大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提高网络带宽，这方面我们的潜力很大，空间也很大。”在那场会议上，李克强现场对有关部门负责人说，可以研究如何把流量费降下来，“薄利多销”。
再过一个多月，5月24日，李克强到智利访问，这天正好有了点空闲时间，他在宾馆抓紧时间上了一下网，“感觉这里的网速挺快！”
如果连一个国家的总理都对中国的网络问题失去耐心，生出诸多不满，就更不要说升斗小民了。
“网怒症”
互联网最早在中国开始普及的时候，人们给予它一个形象的比喻：“信息高速公路”。那还是1996年的春天，北京一个名叫瀛海威的公司在中关村竖起一个硕大的广告牌，上书：“中国人离信息高速公路有多远？向北1500米。”
二十年后，人们发现，这个虚拟世界的高速通道，染上了现实中公路上的毛病：拥堵。虽然电信运营商确实不断在提高服务质量，但却赶不上网民发展的数量和心理预期。7亿网民构成的网络世界，愈发显得拥堵，尤其是在对比国外的状况之后。
李克强在会议上提到的那个网速排名，很可能来自全球云端服务供应商Akamai公布的统计数据：2014年第四季度，中国平均网速为3．4Mbps，世界排名第82位，低于全球平均水平4．5Mbps，也低于泰国、马来西亚等发展中国家。
如果仅仅是排名较低，或许还不足以引起总理如此频繁的关切，更重要的问题在于，网速太低已经影响了办事效率。大连网友myeyes为了办理港澳通行证，到沙河口公共服务中心，不想发现队伍排得很长，自己连号都拿不到。只好再次请假早点过去。据介绍，该中心每天办出入境业务还有人数限制，上午60个号，下午40个，去晚了就没号了。当地公安部门回应称，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办公地点网速太慢，影响了办事的效率。
更荒诞的遭遇发生在河南新野县。当地一名冀姓男子到派出所办理二代身份证，可两年时间过去了，二代证还没办下来。有媒体记者通过电话向沙堰镇派出所了解此事时，值班民警说，这种情况，一般是照片通过系统提交不上去，可能是网络速度慢的原因。凭着这个回应，这家派出所的网络获得了“史上最慢网速”的称号。
一定程度上，网民的心理预期是运营商给炒起来的。在北京东城区远洋德邑小区里，电信二级运营商的广告被放在很明显的位置，鼓动人们使用自己的服务，花更少的钱，使用更快的网络。一户居民确实动心了，他以每年900元的价格办理了20M的套餐，结果最终发现，网络的实际运行速度平均值为每秒300KB，折算起来，自己使用的实际带宽不过2M—3M。
当预期与现实发生激烈冲突时，网民们生出不满来就很自然了。2014年的7月，浙江嘉兴市一家建材公司的负责人实在忍受不了缓慢的网速了。据他介绍，家里网速卡得视频都看不了，尤其是自己还在炒白银期货，网速太慢很容易影响交易速度，想交易的时候交易不了，损失可能会有几千甚至几万。$nextpage$
他找当地运营商沟通数次，对方也派人上门检查，但问题仍然得不到解决。于是，又一次遇到视频卡住不动之后，这位男子终于出离愤怒，把自己宝马车的前后车牌遮住，开车带砖头赶到一家电信公司的营业厅门前，抬手把电信公司的电子显示屏给砸了。
这个案例或许极端。但因网速问题砸键盘、摔电脑的事情确实时有发生。沈阳一名男子，从二级运营商那里办理了宽带后，因为没有达到应有网速，玩游戏过慢，怒火聚集两个月，终于操键盘砸碎了电脑。湖南湘潭县云湖桥镇的一名网民喝了点酒，到附近网吧上网，同样是因为游戏太卡，把怒火发泄到整个网吧的电脑身上，而在网管的印象里，这名男子是“平素看上去很温和的人”。
于是，如同现实世界里，公路拥堵带来了“路怒症”一样，虚拟世界里也生出“网怒症”来。因图片无法打开、视频加载缓慢、游戏太卡、某些网站需要下载一些插件才能使用等种种原因，而产生烦躁情绪，甚至发怒，就是“网怒症”的特殊表现。
昂贵的代价
网速慢令人愤怒，网费贵则令人感到心疼又无奈。
2015年五一假期期间，安徽合肥的胡女士前往美国塞班岛旅游，下飞机后，她打开手机上网，给家人报平安，偶尔也发几条朋友圈。但是万万没想到，看似平常的举动，给她带来了不小的麻烦。3天后，胡女士返回国内，收到电信运营商的短信，提示她流量费超过5000元。她以为运营商弄错了，赶紧打客服电话查询，一查，更令人吃惊，原来在塞班岛一天，上网费用就超过了16592元。据报道，在塞班岛上网费1M是81.92元。
如果说出境上网网费奇高，一定程度上人们还能理解，但在国内出现类似的情况，就让人难以接受了。河南农民张艳胜对此有痛彻心扉的经历：2011年的时候，他在山西一个工地上捡到一张电话卡，一时起了贪心，便用在家里的电脑上，闲时上网。结果没几个月，远隔千里之外的长沙民警敲开了门，告诉他这张卡上网的费用高达256685元，他涉嫌盗窃犯罪。随即，这位80后年轻人被警方带走刑拘了8个多月，因为压力过大，张的妻子还意外流产。
在舆论压力下，长沙移动通信公司行业客户中心终于公开表示，只收取客户每月500元封顶的标准7个月共计3500元。半个月后，张艳胜被取保候审重获自由，但这件事却给他和家庭带来了难以磨灭的影响。
张艳胜的遭遇，极端却并不少见。广东中山市的一位王姓市民，只是因为睡觉前没关网络，3个小时里，就产生了300元的上网费用。深圳消费者李先生购买了联通的合约机，刚过4天就欠费900元，一查，全部是上网流量费。南京的倪女士给母亲买了一部老人机，几乎没有上网功能，结果每月还是产生了一百多元的上网费。
就在总理李克强抱怨上网贵之后，新浪网做了一项调查，有10万网友参与，结果有近7成的网友每个月上网花费为50元至200元。这个数字乍看并不吓人，但若与境外服务对比，就能看出差距所在来。
“一网两制”
中国移动曾经推出过这样一种套餐服务：每个月套餐费用为68元，加上12元的单独费用，一共80元，包含1700分钟本地通话时长，10000条本地网内短信，速率为384kbs的无限上网流量，必须承诺一年在网。
很可惜，这个套餐只是针对香港地区用户推出的，货币单位也是港币，若折算成人民币，会更便宜。这个名为“3GLite”套餐服务计划，在香港并没有引起太大关注，因为类似的3G优惠套餐在香港实在太多了。在大陆却不同，一石激起千层浪，网友们纷纷拿自己的移动套餐与其对比，发现没有任何一种套餐能比“3GLite”更有优势。以与香港毗邻的广州为例，一款名为全球通88元上网套餐的资费服务项目，每个月88元，包括200分钟国内通话时长，300MB上网数据流量——它唯一的优势是不用在网一年。
著名围棋运动员聂卫平的质疑颇能引起网友们的共鸣：“为什么越穷，移动收费越高呢？”而HTC香港及澳门地区总经理卢健生也在其认证微博上指出：“跟生活水平无关，跟制度有关。”
确实如此。之所以中国移动会实行“一国两制”的运营策略，根本原因就在于两个区域就是两个市场。香港电信运营公司工作的一位市场主管阿迪接受媒体采访时分析道，在内地，中国移动的优势定位很明显，哪怕联通和电信都很难撼动它的定位。但在香港则不一样，中国移动实际上处在一个弱势地位。为了增加竞争力，拼抢客户，自动降低姿态和价位就很正常了。
更为关键的是，香港实行的是“携号转网”政策，消费者都可以带着各自号码在不同运营商之间选择，这样一来，消费者的流动性相当大，只有提供更好的服务和更合适的资费才可能留住老用户，吸引更多的新用户。
在香港著名的港岛中环和湾仔附近，短短30多米的街道上，就充斥着中国香港移动、电讯盈科、数码通、3HK等多家运营商的实体店。店员们在想尽各种办法招揽顾客，吸引用户。若有一天，大陆城市里的一条街道上，也能出现这样的场景，到那时，有关网速、网费的那些奇葩事儿，才会减少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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