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前，国家一级演员、有沪剧“五朵金花”之一称号的陈甦萍开始和广场舞“较上了劲”。
在长达8个月的时间内，每当夜幕降临，这名55岁的沪剧演员就会频繁出现在上海的公园、地铁口、商场等公共场所，观察在这里跳广场舞的大妈。
今年年初，陈甦萍将一份名为《疏导结合，让中国大妈的晚年生活多姿多彩》的书面意见，提交给上海市人大。这份意见，长达7000字，除分析广场舞的现状和成因外，还提出了思考和建议。她的另一个身份是上海市人大代表。
“大妈广场舞是一种文化现象，有其存在的理由和发展的必然性，优缺点同样明显。”陈甦萍说，“我希望通过大家努力，让广场舞跳出困局。”
就在上个月，上海市多个部门对这名人大代表的书面意见有了初步答复，她提出的部分建议，已纳入政府的议事日程。
每个人都有可能被广场舞困扰，但冲突起来对双方都是伤害
陈甦萍和广场舞较上劲，是在一次和广场舞大妈的冲突之后。
去年3月的一个下午，陈甦萍受邀参加一个戏曲沙龙。主办方“为了图个清静”，特意将地点选择在上海郊区一个“有艺术气息”的旧厂房内。
沙龙进行到一半，一阵节奏感极强的舞曲，忽然在厂房外响起。声音穿过破旧的玻璃窗，在空旷的厂房里不断回响。
厂房内的人面面相觑，几个人试图继续探讨话题，但在强劲舞曲的干扰下，竟讲不出一句完整的话。参加这个沙龙的，全是喜欢戏曲的“大妈”。
“发言的讲不好话，其他人又听不清楚。”陈甦萍回忆说。
“太不像话了”、“还有没有一点素质”，短暂的沉默后，厂房内的大妈开始七嘴八舌地声讨厂房外跳广场舞的“大妈”。她们冲出厂房，决定“跟她们把道理讲清楚”。
“我们好不容易找到了这么一块空地，这又不是你家，跳个舞还用你管？”跳完一曲，一名跳舞的大妈对这些“砸场子的”显得很不耐烦。
一番交锋后，两拨大妈互不相让，辱骂声、呼喊声夹杂在舞曲里，“简直就是一场闹剧”。最后，沙龙不欢而散，戏曲大妈悻悻而走。
“不堪入耳、不堪入目。”陈甦萍不愿过多提起这件事，“都是上了年纪的人了，这种事太丢人。”
带着满肚子不快回到家里，这名国家一级演员开始关注起广场舞。网上一搜索，陈甦萍才发现，围绕广场舞有更为“荒唐”的故事发生：
2013年10月，武汉某小区的广场舞大妈被住户从楼上泼粪水；一个月后，北京一名市民因不堪忍受广场舞噪音，朝天鸣枪并放出藏獒驱赶跳舞大妈……
“每个人都有可能被广场舞困扰，但冲突起来对双方都是伤害。”陈甦萍突然意识到。此前，她的舞台在剧院，有30年的演艺生涯，并多次获奖。作为国家一级演员、长宁沪剧团团长、上海市人大代表，她的生活与广场舞完全不相干。即便自家的保姆经常跳广场舞，她之前也没有多过问。
那次冲突后的一天晚上，她跟随自家保姆走进了广场舞大妈群体，就在她家楼下。不过，她始终是观察者，从未参与过跳舞。
就在那天晚上，这名国家一级演员第一次领略了《小苹果》、《最炫民族风》等流行歌曲对广场舞大妈的吸引力。
剧烈的音乐一响起，几十名大妈“陶醉”般地扭动着身体。陈甦萍发现，在这些大妈中，除了46岁的保姆外，还有几名在外“有头有脸”的退休教授。
这些教授的出现，让陈甦萍更感到“广场舞有意思”。随后，她便将自己的舞台移到广场舞，对这种“文化现象”展开了为期8个月的调研。
“热衷于跳广场舞的人主要集中在50~60岁年龄段的女性，约占全部人群的83.7%。其中高中以下教育水平的占据了全部人数的63.9%。”在对近300份样本分析后，陈甦萍在书面意见里呈现出广场舞者们的基本群体特征。
进而她得出结论：广场舞已经成为中国大妈新生活的有效载体。
“广场舞其实是一种很好的文化现象，不能因为出现了矛盾就把它否定了。”这名国家一级演员说。$nextpage$
不是大妈造就了广场舞，而是社会的变迁让她们别无选择
陈甦萍调研的起点是自家所在的小区。这是位于上海近郊的一个小区，不仅居住着大量的知识分子，还有不少“有钱人”。同时，这里还有大量的保姆。
刘晓云就是陈甦萍所住小区的一名保姆。她今年53岁，是3个孩子的母亲。为了生计，她曾组装过电视，在工地上做过饭。6年前，她到上海，成为一名保姆。“小区里除了雇主和保安，没几个人认识我们。”刘晓云笑着说。
自从小区开始有人跳广场舞后，刘晓云和其他保姆加入进来，“融入到小区的人际关系中”。而之前，她做完一天的家务后，多是聚在小区角落，和同是保姆的朋友聊天。
“这些在上海打拼的社会底层，普遍缺乏自身认同感和对城市的归属感，广场舞就成为了她们的精神寄托，因为在这里可以‘以舞会友’，跳舞是种平等的交流。”在陈甦萍眼中，广场舞不仅可以娱乐健身，也是社会阶层间的润滑剂。
和刘晓云一道跳舞的，还有教授彭易安。这名教授55岁，儿子在国外工作，平时只有老两口在家。彭易安每天晚上都会站在人群后面，认真地跟随其他人一遍遍重复动作。
“孩子不在身边，我得给自己找个精神寄托。”彭易安说。
在舒缓或者激烈的广场舞曲背后，陈甦萍还听到过一些辛酸的故事。
家住苏州河畔的李素琴（化名）是一名退休工人，陈甦萍一天晚上碰到她时，“她站在广场舞队伍的最后面，表情略显疲惫，动作有些笨拙”，这些特质吸引陈甦萍走了过去。
初次相识，李素琴让陈甦萍猜测自己的年龄。“我当时看她有60岁，但是出于礼貌我告诉她看起来像55岁的样子。”陈甦萍回忆说。
“她突然哭了起来，拉住我的手告诉我她今年只有47岁。”陈甦萍睁大眼睛，虽然已经是半年前的情景，她依旧掩饰不住惊讶的神情。
后来陈甦萍得知，李素琴年轻时在一个家具厂工作，因为从事高污染工种，她在45岁时就退休了。退休后的李素琴依旧不能轻松，前年她的女儿去法国留学，高昂的学费又把这位退休妈妈推出家门，与人合伙做起水果生意。
然而，尽完母亲的责任，外婆的责任又接踵而至。女儿回国后结婚，夫妻二人一起到外地工作，又把小外孙丢给了她。
“我每天就这一个盼头儿，只有广场舞才能让我轻松下来。”陈甦萍一字一顿地重复着临别时李素琴对她说的这句话，“对她来说，广场舞是种解脱。”
在上海大大小小的广场舞队伍中，有一个特殊的群体与其他大妈显得有些格格不入。她们操着不同的口音，神态和举止都散发着乡土气息。
这是一群知青大妈。几十年前，她们从上海踏上开往全国各地的火车，然后被输送到农村。到了退休年龄后，她们才得以返沪。
一名62岁的大妈曾对陈甦萍说，她寄宿的那家人，竟然把她带来的痰盂当作饭盆。7年前，这名大妈返沪。因没有住房，她与80多岁的父母住在一起。
“她和我说，她在上海几乎没什么朋友。”陈甦萍说，“我们这代人的命运其实不在自己手中，蹉跎了一辈子，到了晚年才赶上好生活，才有了娱乐的机会。”
除此之外，陈甦萍还碰到了向她诉说为独生儿女减负、家庭困顿出来散心等形形色色的大妈们。为此，这名长宁沪剧团团长感慨道：“不是大妈们造就了广场舞，而是社会的变迁让她们别无选择。”
她的调研，就是呼吁“社会应该关注大妈的晚年生活”。
大妈有自身的问题，但这更加考验政府的管理智慧
又到下班时间，源源不断的人从上海五角场站地铁口涌出地面，然后在地面上分散开。一支广场舞大妈队伍松松散散地排列在地铁口附近的空地上，她们神情悠闲、步伐统一地摆动着身体。户外大屏幕里的广告声、商场里的促销声都被淹没在《小苹果》的舞曲里。
不少人加快步伐绕过这群大妈。有人不满地冒出一句：“很讨厌广场舞，又吵又土。”
此前，上海市妇联做过调查，76%的受访大妈认为跳广场舞是为了“身体健康、心情愉快”。调查还显示：大妈们感觉增强了体质占比68.3%；丰富了业余生活占比62.6%；促进了沟通交流占比44.4%。
可这个调查并不能阻止部分人对广场舞的诟病：过度占用公共资源、噪音扰民，甚至引发冲突。还有人称，形态各异的广场舞颇符合人们的审丑品味，被围观者反复消费。
去年9月，陈甦萍出差宁波，工作间隙她在酒店附近散步，寻找跳广场舞的大妈。本来她对第一次外地调研充满期待，但眼前一幕却似曾相识：在一条狭窄的街道上，两队来跳广场舞的大妈因为场地争执起来，双方各不相让，争吵得面红耳赤，甚至互相推搡，眼看就要动起手来。
“都是当爷爷奶奶的人了，还在大街上因为这些小事大打出手。”陈甦萍回忆起冲突的情节，她摇摇头，把手甩了甩，“就不能体面地跳支舞么？真是既可悲又可笑。”
“大妈们有自身的问题，但这更加考验政府的管理智慧。”这位人大代表称。
种种经历后，陈甦萍开始把调研重心放在如何优化有限的公共资源配置上，“要把广场舞从无序变有序”。
多年在社区一线演出的经验让陈甦萍在公共文化场馆的配置上拥有更多的发言权。“社区里的文化活动中心每天晚6点就关门，完全没有发挥真正的作用。”她说。
在前年提交给人大的一份书面意见里，陈甦萍曾对社区老年文化活动中心的使用情况做过调查。她发现，很多社区的老年活动室、棋牌室“挂羊头卖狗肉”，房间竟然租给一些公司当作办公室。陈甦萍的调查表明，大妈认为，社区活动空间“不太够用”和“不够用”的意见，占比高达41.3%。
“广场舞没有固定的跳舞场地，只能见缝插针地抢占一切可以利用的地盘。”陈甦萍说，“大妈们从‘斗舞’变为‘斗武’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争取场地“利用最大化”时，陈甦萍提出，人的问题才是管理的关键所在。
“每支广场舞队伍都有一个领队，把他们召集起来组建一支广场舞协调会，再分配错峰跳舞。”陈甦萍双手上下交错着，做出“错峰”的样子，“广场舞的艺术品位也可以通过对领队的培训来改善。”
在广场舞扰民的问题上，这位人大代表希望，政府拨款购置统一的广场舞小音量的正规品牌音响设备，从源头上控制扰民问题。
同时，陈甦萍还提出，希望上海各辖区每年都能举办广场舞的展演，让大妈走上真正的舞台。去年，上海曾举办过一次广场舞大赛，有近千支团队报名，在上海引起轰动。
在书面意见提交两个多月后，陈甦萍收到了上海市多个政府部门的答复。这些部门承诺，将采纳陈甦萍提的部分建议。
得知这个消息后，陈甦萍笑了。她说：“不管是教授、保姆，还是下岗工人，她们在跳广场舞时都会穿上自己最漂亮的衣服，她们希望也理应得到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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