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秋，一部社会题材的电影在中国成为热门话题。全国公映后，在一个月时间里，这部电影的票房就达到3.5亿元人民币。影片以及导演、编剧和男女主配角，在国内各大电影节上频频入选，甚至被视作问鼎的大热门，以极大反差形象出演女主角的明星赵薇，后来果然在多个影展上斩获影后桂冠……
这部有着轻松和城市气息的片名的电影《亲爱的》，与许多人乍听名字而产生的联想不同，它与爱情无关。影片讲述的是一个极其悲惨的故事，又通过故事终于向全社会抛出那个无法忽视而又难以直视的沉重社会问题：儿童拐卖。据说，电影在上映前，名字还不是《亲爱的》，而是《亲爱的小孩》。后来主创人员发现“小孩”虽然是全剧牵动人心的线索，但他们的身影一直藏在大人们几近病态的痛苦背后，他们是“丢了”的小孩，所以只剩下那句悲痛的、无力的，却长久不肯消失的轻轻呼唤：“亲爱的……”
电影的导演陈可辛曾与媒体分享他的创作缘起：他看过一部讲述拐卖儿童的纪录片，并被文学和电影都难以想象出来的情节所震惊，当时即有冲动拍摄。但是，如此沉重敏感的主题，会面对社会以及市场怎样的眼光，他没有把握，于是在自己的商业片取得不错票房和口碑之后，他才选择以尖锐、写实的风格，呈现了他渴望讲出的这个故事……
失子之痛
陈可辛看过的那部纪录片，讲的是彭高峰三年寻子的经历。
2008年3月25日晚上，彭高峰照看着小超市的生意，三岁多的儿子彭文乐和小伙伴在超市门前玩。孩子一错眼就没在跟前了，彭高峰并没有太在意，晚饭时才叫妻子去寻找……
彭文乐失踪了。彭高峰8点钟就报了警。当警察跟他强调这个地方已经十多年没有人贩子拐卖儿童的案件，让他发动亲戚多找找时，这个男人几近崩溃，跪地痛哭：“救救我的孩子……”
彭高峰像所有子女被拐卖的父母一样，踏上了一条漫长而心酸、心碎而无奈的寻子之路。三年时间，他走过了多半个中国，花掉了所有家庭积蓄，饱尝期待落空的折磨，心如冷灰而又心痛不灭。幸运的降临就像不幸一样神秘而突然：2011年2月，一位江苏大学生打电话告诉彭高峰，自己在邳州见过一个孩子神似乐乐。彭高峰根本不敢相信，因为三年寻子，他为这样的消息从狂喜到失望的次数已经数不胜数。然而这一次命运没有再戏弄这个痛苦的家庭——在孩子被拐的三年间，彭高峰的奶奶听闻消息不久即瘫痪，岳母住院，妻子整日以泪洗面……
彭高峰在邳州找到了自己的儿子。三年之后，聪明的男孩还能清晰地告诉解救他的警察：“哭脸那个男的是我爹爹！”
当观众在电影院里为黄渤所饰演的被拐孩子的父亲心痛得泪如雨下时，他们仍难想象，彭高峰在与他有着相似经历的那个特殊群体中，是多么“幸运”的一个。在他的寻子路上曾给予他精神支持和资源帮助的著名公益网站“宝贝回家”统计过，截至目前，已经有1110个家庭，像彭高峰一样，找到了自己的孩子。但是，在这一数字的下面还有两个令人瞬间由兴奋转为沮丧的数字：还有19496人正在寻找失踪的孩子；13911个曾经被拐的小孩试图寻找他们的父母家人。在最初与彭高峰并肩作战、相互支持的16个深圳被拐儿童家庭里，目前只有他补起了破碎的生活，其他人还在漫漫无尽的寻子路上。而在民间打拐寻亲议题上颇有影响力的著名媒体人邓飞（他也是帮助彭高峰找到儿子的重要人物），曾在他的报道《南中国男童拐卖链条》中透露：“当地寻子家长提供一份名单，显示共有1000多名男童在东莞各地被偷。”2015年，一个非官方数字令中国的父母寝食难安——中国每年约有一万名儿童被拐或失踪。而更骇人听闻的数字曾经在网络媒体上传播过，公安部有关人士否认了这样的数字，实情如何不得而知。
但无论数字如何，中国仍存在以儿童拐骗和买卖牟利的黑暗产业链，是各界默认的事实。而这个链条碾碎的，首先是像彭高峰一家那样的被拐儿童家庭的幸福，甚至是血肉。
失伦之痛
彭高峰应当仇恨偷走他儿子的“人贩子”。他可怜的、三年之间未有一息安眠的妻子，在紧紧抱住失而复得的孩子以后，仍如做梦一般向记者描述，自己想过比较好的结局是：儿子长大了，自己找回来看看父母。
这对饱尝艰辛的父母，没想到抱走乐乐的“拐子”，竟然把孩子带回家交给了自己老婆，而彭文乐也在一个虽不富足但却十分宠爱他的“犯罪家庭”里变成了韩飞龙。
彭高峰在邳州见到乐乐第一面时，就意识到让孩子重回家庭的路，没那么简单。他恐惧于孩子对自己的扭捏和对养母的依恋，而在看见那个儿子喊着“妈妈”的陌生女人的脸上，因他和警察出现而显出的忧心、心碎之后，他，更加纠结了。
欲恨不能，欲放难平。他无法不想起这个女人和丈夫给自己一家带来的终身创伤，但是，他也不能忽略幼小孩子因为在这个家庭成长而培养起来的感情——他不能在儿子悲情命运刚刚得到转机的时候，又把仇恨的种子带到他的心灵。
养母家庭与亲生父母，小心躲避的伤痛与一触即发的怨怒，就这么折磨着寻子和失子的双方。有着三年寻子经历、结交了国内许多寻童家长和学者专家的彭高峰知道：处理不好孩子被拐前后生活记忆与情感困扰的问题，孩子被解救之日，无异于第二次“被拐”。
电影《亲爱的》极大地戏剧化了这样的冲突：不仅田鹏（原型即彭高峰的儿子乐乐）对养母李红琴（赵薇饰演）很有感情，同样为丈夫带回交与她抚养的女儿吉芳，在被作为被解救儿童送去深圳福利院生活后，表现得异常害怕，苦苦哀求大人们让自己回到“母亲”身边。而一向视两个孩子作掌上明珠的李红琴，从来没有走出过村庄，竟然也为了小吉芳不惜涉险只身远赴深圳，在百般无奈、求告无门的情况下，通过水管道爬上高高的宿舍，只为让女儿看看自己的脸……
戏剧能够宣泄我们在一起命运咏叹中的苦闷，但却不能解决它所针对的人伦困境的拷问。儿时和乐乐一样有过被拐卖经历，回家的路却走了18年的四川青年赵永勇，在7岁的时候，和5岁的弟弟一同被劫持。犯罪分子同时杀害了他们的母亲，并把两个孩子分别卖给了两个家庭。
18年后，凭着坚韧的记忆和寻亲信念，赵永勇终于找到了父亲，报警抓获了当年杀害母亲的凶手，并于第二年寻回了失散的弟弟。当赵永勇跪在母亲遇害的地方嚎啕痛哭时，我们无从知道他心里的全部想法，是对父母的愧疚依恋？对当年杀害母亲和拐卖自己跟弟弟的人的仇恨？或者，还有对养大了自己、却也因一念带给自己乖张命运的养父母的复杂情绪？
无论怎样，因童年被拐卖这一特殊经历，这些“丢失的小孩”，都背负着一段无法言说也永难彻底清除的人生伤痛的事实，已经无法改变。
失序之痛
由电影《亲爱的》掀起的，对于拐卖儿童问题的广泛关注和追问，在2015年持续发酵。刘德华主演的电影《失孤》，再次因这个主题而被重视，《失孤》整合了几个真实的儿童拐卖案例。刘德华饰演的主人公在寻子14年后，仍然一无所获。他像千千万万被拐儿童的家长一样，“只有在寻找孩子的路上，才觉得自己活着。”而近些年，随着网络等社交工具的普及，他们的惨痛故事被更多人关注。文明社会一块黑暗的、腥臭的疮疤，逐渐被摊开在阳光之下。
根据民政部的一项估算，目前全国流浪乞讨儿童数量已经超过100万，其中相当一部分是被拐儿童——他们的生活境况，比拐卖而后被秘密“收养”的孩子，更加可怜可悲。在河南、云南以及两广沿海等乡村地区，买卖儿童几近市场化，已经形成一个完整的地下黑色利益链。如果说年龄在6岁以下的男童被拐多与收养意愿有关的话，那么，许多14-18岁的女孩被拐卖后被迫从事卖淫等色情服务的案例，更令公众切齿心寒。
然而与此相对的，却是在拐卖儿童犯罪问题上，长期的、难以得到实质性改变的、极低的破案率。然而，这较低破案的部分，已是被拐儿童回家的最大机会：根据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专家的一项调查，目前由公安机关采取专项行动或者结合群众举报实施救助的被拐儿童占获救助儿童总数的97.78%，这即意味着没有进入公安机关救助视野或者行动支持的被拐卖儿童，回到家人身边的几率微乎其微。这正是像彭高峰一样的民间寻子寻亲者们，满腹愁怨而又极其无奈的现实。尽管拐卖妇女儿童犯罪会受到重判，但是，保护救助被拐儿童的法律尚待完善，社会对寻亲打拐的重视刚刚开始提升，这一领域专门的救助服务机制和机构还非常欠缺，这些都造成被拐儿童及其家人的苦难绵长而隐秘，无法得到救赎。
中国社会已经无法忍受这样沉重的数字与图景。
从互联网上沸沸扬扬的“随手拍乞讨儿童”自发行动，到今年6月，因一张被拐儿童悲苦照片而引发的关于“拐卖儿童一律死刑”的情法大辩论，都显露出社会对这一问题的忍耐已近底线。
人们不愿意再生活在失去孩子的恐惧中——这种恐惧成为许多谣言兴风作浪的土壤；人们也不愿在痛苦悔恨中，感受茫茫寻子路上的孤独；人们以一种亢奋甚至激烈的形式，表达对于这个沉重话题的强烈关注与不满——无论是通过讨论电影，还是通过讨论法律……
而这种关注和不满，必须得到最快和最诚实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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