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大陆频频发生的一些令人匪夷所思的社会事件，像公交车上直接坐在不肯让座女孩腿上的老人家；因为影响自己行车安全便将对方女司机拉出车当街殴打；或者摔倒后却讹诈前来善意帮扶自己的路人。类似的事件在中国大陆社会越来越频发，以致于使人们道路以目，对摔倒的老人视而不见，对求助的陌生人冷漠拒绝。
一些媒体认为，导致这些事件频发的原因是因为大陆社会的“戾气”太重。所谓“戾气”，概括地说就是每个人都充满对社会和他人的怨怼，当郁结的怨气被诱发或激发出来时，就可能发生各种令观者咂舌的“奇葩”事件。
“精神雾霾”从哪里来
像前面例举中的肇事者，公交车上坐女孩腿上的老人家，在家庭和社区也许只是一个普通的热心肠老头；将女司机拖出车当街殴打的中年人，在妻子和孩子面前可能是一个积极、努力的丈夫和父亲；摔倒后讹诈来帮扶自己路人的大妈，在家人和邻居眼里也是温和、朴实的模样。
换言之，并不是因为那些肇事者与众不同，实际上他们根本就与整个社会绝大多数的芸芸众生别无二致。只不过因为种种原因，他们对社会的怨怼透过偶然的事件宣泄出来了；而更多人对社会的怨怼则没有机会以这样极端的方式反映出来罢了。
从社会心理学角度，人们对社会的怨怼来源于在社会生活中无法排解的受挫感、无助感和愤懑感。一般来说，当一个人遭遇到挫折时，就会产生负面的情绪，使他对导致挫折的他人产生愤怒和侵犯性。例如，当你在安静读书时，有人喧闹吵到你，这时你就会产生负面的情绪，使你对喧闹的他人不满和怀有敌意，你可能会瞪视他或斥责他以表达和宣泄你的负面感受。但是，当导致人们普遍都感受到的挫折感不是来自具体的他人，而是处处、时时都令人感到沮丧和无助的社会体制，那么郁结的负面情绪就会堆积起来，成为人们对社会的怨怼。从社会层面上看，就是整个社会充斥着“戾气”。
这种因为社会体制对大多数人不公，或者禁锢和压制自然的人性，“戾气”就会弥漫整个社会，每个成员都笼罩在这种弥漫的“戾气”之中，这就好比物理世界时不时会弥漫的雾霾一样。当环境遭到持续的严重破坏，雾霾就成为物理世界的一种弥漫性的污染，它会损害我们的身体健康，影响我们的日常工作、生活。类似地，当人们的心灵遭到持续的严重戕害，“戾气”就成为人们精神世界的一种弥漫性的污染，它会损害我们的心理健康，影响我们的日常工作和生活。
因此，可以把弥漫人们精神世界的“戾气”称呼为“精神雾霾”。当人们普遍地遭遇到精神雾霾的浸袭，就会导致在一些在正常社会里罕见的“怪现象”频频出现。例如，最近在社会舆论迅速形成现象级传播和热议的“人贩子一律死刑”事件，就是大陆社会精神雾霾的一次集体发作。
“人贩子必死”是不是朴素的正义
从现象上看，6月17日，某交友公司策划的一起病毒营销噱头，因为切中社会大多数人的“痛点”，因此在短时间之内造成广泛的口口传播和人们的踊跃参与。据不完全统计，在不足24小时之内，带有某公司标识和超链接的图文讯息转发就超过百万次。
这个切中人们“痛点”的噱头就是吁求对拐卖儿童的人贩子一律死刑。热传的讯息全文如下：
“我建议国家改变贩卖儿童的法律条款。我坚持！！拐卖儿童判死刑！！！买孩子的判无期！！！抓住就毙！孩子都没有机会从头再来凭什么给人贩子改过的机会！！不求点赞，只求扩散。”
如果仅仅从现象来看，贩卖儿童应当是大陆社会民众迫切关注的重要事项，其重要性远远超过内河沉船、留守儿童集体自杀，尽管后面两件事项均为近期发生的重要新闻事件；而在此前半年，并未发生或报道任何称得上重要新闻的贩卖儿童事件。
但有意思的是，除了6月17日这一天“贩卖儿童”成为万民瞩目的焦点，此前无论是微博还是微信，以及各种反映民情的纸媒，均鲜见有人关注这个议题。“人贩子一律死刑”吁求就像天外飞仙一样，突兀地就成为了舆论的焦点。甚至迄今仍找不到任何一个持续为这个议题吁求超过两个月的意见领袖或大V。
既没有任何依据表明有任何个人或团体在为这个涉及修法的重要议题孜孜以求地努力过，也看不出6月17日之前社会民众有丝毫就吁求修法严惩人贩子达成共识的蛛丝马迹。与其说吁求修法以严惩人贩子是一件反映民意的重要议题，毋宁说社会民众借这么一个议题来安全地宣泄长期郁结和堆积的对社会的负面情绪，而类似的“情绪性舆论井喷”往往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出现一次。
在6月17日之前一个半月，接连发生了庆安警员枪击访民事件（5月2日）、监利沉船事件（6月2日）、毕节留守儿童集体自杀事件（6月9日），这三起重要新闻事件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治理失控或失败的问题。这三件事情在一个正常社会里面，任一个都足以引起舆论的哗然、民众的热议，事件的真相以及从中的经验和反思涉及到每个人的安危。但是，人们不能对这三件事情自由地诘问和质疑，也看不到追责和反思的相关报道。而且，这么多年的舆论管制使人们相信，个人发表对主流报道的诘问和质疑，以及吁求对事件追责和反思往往会给自己带来不可预知的厄运。
正是因为前面一个半月内的三起重要新闻事件不能自由地讨论，更不能表达追责和反思的吁求，人们对社会治理失控或失败的郁结不满和怨怼就被堆积起来，无从宣泄。当6月17日一次无意的病毒式营销策划议题，吁求严惩人贩子，就正好切中了人们对社会治理失败不满和怨怼的“痛点”，因此也就出现情绪性的舆论井喷。
对贩卖儿童现象的追责归咎于人贩子显然是安全的，吁求严惩人贩子也不会给权力部门带来任何难堪和压力，因此，参与转发吁求严惩人贩子的图文讯息就成为人们宣泄对社会治理失败郁结的不满和怨怼的一个安全闸口，在没有任何阻遏的情形下迅速蔓延，上百万人转发，数以千万人关注。
国外报纸多年来报道政府管辖的福利院与地方计生部门勾结，以“国家”的名义将婴儿从父母怀中夺走，然后贩卖给国外的家庭。真正由人贩子拐走贩卖儿童的现象并不是贩卖儿童现象的主因。即便是人贩子拐走贩卖儿童，在中国大陆近年来精心营建的网格化维稳体系下面，每一个村、社区都有着严格的综治标准和要求。这套系统如果用于解救被贩卖的儿童，将相当地便捷和高效。如果一个村、一个社区对突然增加的一个儿童无所察觉，那么网格化维稳体系又何以对潜匿的危险分子或稳控对象作出及时、有效的反应呢？
换言之，只要那些积极转发讯息的人们稍微理性地思考一下，就清楚将贩卖儿童现象归咎于对人贩子不够严惩根本上就是本末倒置。
不仅如此，那么多赞同并积极转发对人贩子“抓住就毙”的人们，所反映出来的更多是他们长期被“精神雾霾”污染后的“戾气”。当整个社会体制没有尊重个人，而是普遍地将每个人“物化”，而不复是有感情、思想的鲜活的个体。那么，个人在面对比自己弱势的他人时，也难免将他人“物化”，而罔顾他人与自己一样是有血有肉，有思想，有情感的鲜活的人。那些拿着手机转发对人贩子“抓住就毙”吁求的，往往是城市白领为主的中产阶级人群；相对地，那些铤而走险的人贩子则往往来自社会底层。社会顶层如何“暴戾”地对待那些社会中间阶层；社会中间阶层则又如何“暴戾”地对待那些社会底层。
从这么多人狂热地参与转发用最暴戾的吁求对待人贩子，精神雾霾之下的吁求连朴素正义都谈不上。它仅仅是一次非理性的情绪性宣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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