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有没有想象力？这是一个至少自“五四”以来，就开始困扰中国人的问题。这一社会性疑问的长期存在，本身或就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问题的答案。也因为此，刘慈欣的《三体》获得“雨果奖”后，不少国人的兴奋点其实并不在作品本身，而是在“想象力”上有了翻身的感觉，甚至有人反驳：是谁说中国人没有想象力？
然而，中国人的想象力究竟如何？一部科幻作品获奖，似乎承载不了太多的说服力。
中国人的想象力
关于中国人想象力的多寡，这个问题每个人都可以列举出几个原因和表现来加以佐证。比如BBC记录片中所呈现出的中式教育，最大的特点即是学生的服从，这样一种教育理念，与倡导想象力的冲突显而易见；再比如山寨文化的大行其道，乃至学术业的造假频仍，也可窥视出创造力、想象力的现实困境。
这里指的中国人想象力的不足，并不是指具体的个人，行业，而是整个社会的系统性问题。
有两个著名的疑问，可对中国人的想象力问题加以佐证。一是1930年代的李约瑟之问——“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一个是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这两个疑问虽没有直接针对想象力发问，但创造力的表现，是想象力最直观的一种反映。2010年，教育进展国际评估组织曾对全球21个国家进行了一个调查，结果显示中国孩子的计算能力排名世界第一，想象力却排名倒数第一，创造力排名倒数第五。在中小学生中，认为自己有好奇心和想象力的只占4.7%，而希望培养想象力和创造力的也只占14.9%。虽然这一评估的客观性尚存争议，但调查结果与大多数人对于中国人想象力的认知应是大体吻合的。
此外，还有李约瑟之问的延续。如美国几个专业学会共同评出的影响人类20世纪生活的20项重大发明中，没有一项由中国人发明；中国学子每年在美国拿博士学位的有2000人之多，为非美裔学生之冠，比排第二的印度多出1倍。但美国专家评论说，虽然中国学子成绩突出，想象力却大大缺乏。
科幻电影与科幻文学创作的式微，也是中国人想象力现状的一个例证。正因为科幻创作水平的整体性不足，刘慈欣和其《三体》的崛起，被称为“单枪匹马把中国科幻文学推向世界高度”。然而，一个社会的想象力和科幻文学，要靠一个人和一部作品的支撑，本身就间接反映出社会整体想象力的非正常状态。
中国社会想象力的不足，至少从现代社会来看，已经不存在太多的争议，并引起了从民间社会到政府高层的重视。2007年5月，时任国家总理温家宝在同济大学建筑城规学院演讲中提到的一句话，广为传播：一个民族有一些关注天空的人，他们才有希望；一个民族只是关心脚下的事情，那是没有未来的。其中所透露出的对于“仰望星空”的人不多的忧思，在很大程度上便可理解为对社会想象力缺乏的一种担忧。
无独有偶，现任总理李克强在2013年访问瑞士参观爱因斯坦博物馆时，也留下了这样的感叹：爱因斯坦的经历表明，没有想象力，就没有创造力。只有勤奋、好学，并富有想象力，才有可能创造伟大的成就。
中国人想象力去哪了
关于中国人为何缺乏想象力，其实大多数人都能够说出一二。其中最受诟病的一点，就是当下教育体制对想象力的遏制。
作家刘亚伟曾在《是谁偷走了中国人的创造力》一文中指出，中国青少年之所以缺乏想象力、创造力，原因在于我们“成材”而不是“成人”的教育观念，以及在这种教育观念影响下产生或选择的的教育体制、教育方式和教育内容。这个观点颇具代表性。
哈佛大学博士、香港城市大学副教授岳晓东，则更具体地指出，是中国教育中的四大因素谋杀了中国人想象力——思维标准化，知识无活力化，发散思维发展受阻，创新认知非凡化。
前三种因素，一般人都并不难理解。其中的“创新认知非凡化”更有着启发意义。通俗讲，所谓创造力非凡论，即是将创造力与科学技术的重大突破和发明联系起来，认为创造力是少数天才人物的专长，是特殊能力的表现，因而忽视对普通人创新意识的培育和引导。在很多中国人的眼里，只有哥白尼发现日地运转规律，创立日心说；巴斯德发现狂犬病疫苗；达尔文发现生物进化规律、创立进化论这样的发现才能算得上创造性。
“如果这样看创造力，我们普通人这辈子永远也出不了头，因为我们几乎永远也不可能达到牛顿、爱迪生、爱因斯坦这些人的水准。”因此，岳晓东推崇的是，创造力“平凡论”，教育应将创造力与日常生活的革新变化结合起来，把创造力当作是人人与生俱来的能力，不断加以开发和利用。
但从更长远的历史角度来看，亦有不少人认为，教育体制不过同样是受害者。作家刘亚伟也认为教育之外，在专制制度下想象力被束缚，只是趋利避害的必然选择。
事实上，如果回眸历史，社会政治制度对于国民想象力的负面影响，其实已不算新论。中国经历了数千年的专制社会，无论是专制统治对于秩序的强调，还是东方思维方式由于长期受封建专制统治的控制，多注重于对占统治地位的思想的诠释，而缺乏理性的创新精神，这都是中国现代社会思想活力的一个重要底色。而现代社会想象力的不足，依然受制于这一历史背景的影响和延续。
尽管“五四”以来，出现了多次思想解放的浪潮，但受制于意识形态的影响，思想的活力、社会的创造、创新氛围、自由的心灵，仍承受着不可忽视的束缚。
按照历史学者张宏杰对于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的梳理，中国人想象力的缺乏，甚至可已归咎为国民性的一种。而这种国民性的塑造，与社会、政治等制度长期以来的浸润和潜移默化的影响，关系大焉。
如何激发想象力
承认想象力缺乏或许并不难，但消除培育、释放、激发想象力所遭受的阻力，却并不容易。
就在2010年的调查显示中国学生的想象力倒数第一时，就有地方专门召集了教育研讨会，有人大委员建议，要在立法层面促进学校在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时，注重提高学生的想象能力、动手能力和创造能力，是为以立法促进学生想象力的提高。这样的思维和应对方式，在现实中颇具广泛性，也是教育层面专注于提升学生想象力的一种现实可能。
但对此武汉大学前校长刘道玉认为，在“一考定终身”的应试教育体制下，这样的改良很有限，或道出了当前教育层面应对学生想象力不足的局限性。这是一个必须正视的困境，应试教育对于标准答案和分数的过分强调，包括教育方式对于权威的塑造，即便加强对学生想象力的训练，但如果想象力的培育与日常教育导向脱节，最终能够呈现出怎样的效果，难免令人生疑。换言之，教育的评价体系未有根本变化，要培养自由的、好奇的心灵，其难度可想而知。
面对中国孩子普遍缺乏想象力的事实，北大教授、儿童文学作家曹文轩则认为，通过训练想象力可以得到加强，其中一个重要渠道就是阅读真正有文学品位的幻想小说。这一求解之道，看似是对症下药，但也依然难掩其困境——在一个想象力不足的社会，优秀的幻想小说和社会对科幻作品的兴趣，本身也是匮乏的。在这个背景下，刘慈欣和《三体》的脱颖而出，有着不可替代的意义，至少能够让更多的人关注到科幻小说，对于提升社会的科幻热度，有着重要的积极作用。
对于促进创新的条件，有这样一种说法，即市场的需要和自由试错的环境。这两点对于激发社会想象力而言，或同样重要。前者可视为是提升想象力在社会竞争中的重要性，比如有着想象力、创造力的学生，能否在教育竞争中获胜。后者，是社会之于想象力的释放、创新对于传统的挑战能否有足够宽容的环境。这可以指向社会制度对多元、对开放、对创新的倡导，有关整个社会的开放、自由的程度和氛围。
当下对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倡导，固然体现了社会对于创新的需求和鼓励在提升。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无论是想象力的培育，还是创新活力的绽放，亦或是文艺创作的繁荣，在根本上还是在于社会思想和言论是否有着充分的自由。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社会对于想象力的激发，在政府层面，需要更多的恰恰是“少做”或“退出”。毕竟，想象力最需要的是一个无疆域的自由环境，任何的刻意塑造，都可能适得其反，构成对于想象力的束缚。
一个社会的想象力程度，是社会综合制度、文化等综合因素共同塑造的结果，也是社会自由、开放程度的直接指标，对它的激发，也只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既要看到任何促进行动的必要性，也要看到其局限性，寻求更全局性、根本性的求解方式。在这一点上，迎来中国人想象力的春天，无疑还需要更深刻、全面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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