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内”，似乎是公共舆论中一个经久不衰的主题，围绕它可以派生出不同的话题。从2011年有媒体报道，年轻人喊出“死也要死在体制内”，到当前反腐背景下，各种“官不聊生”、“体制内优势下降”的声音相继出现。体制内的公共印象随着时间的推移，呈现出不同的面向。
但“体制内”优势真的不再了吗？真的到逃离体制内的时候了吗？
体制内优势何在
中国青年报的一项针对2002人的网络调查显示，24%的受访者认为现在体制内的种种优势与以前相比明显削弱，58%的受访者认为部分削弱，13.7%的受访者认为不再有优势。尚不清楚，参与调查的网友中有多少是真正的“体制内”之人，但十八大以来，类似“官不聊生”的声音的确时有出现，也确实出现了公职人员辞职的案例，且其中还不乏厅级干部这类高官。于是，这一调查结果似乎构成了对现实的一种印证。
在判断体制内优势是否不再之前，先有必要看看体制内优势到底何在。
习近平有言，不要既想当官又想发财。在一个正常的社会，这应该是一个常识。之所以要被最高领导人特意强调，只能说现实构成了对常识的扭曲。它引申出的现实是，过去确实有不少公职人员是既做官又发财，且官做得越大，财发得越大。反腐所斩落的众多贪官，无一例外都与“钱”有关，就是最好的证明。所以也能够解释，为何反腐趋紧，八项规定执行趋严，就出现了“官不聊生”的官怨。
对高官而言，体制内的优势是可以发财、可以满足权力欲，而对于一般的公职人员来说，工作压力小、福利高、灰色收入多，同样是其他行业无法提供的优势。如过去的形象说法：一杯茶一根烟一张报纸看半天。而2010年的一项针对国民幸福指数的调查中，体制内公务员的幸福感排名第一，充分具象化了这种体制内的优渥感。
再退一步，即使“钱不多”，体制内岗位的稳定性，对很多人来说也具有不可抗拒的诱惑。“铁饭碗”的流行，形象地指出了公职岗位的高稳定性特点。且值得注意的是，稳定性这点，越是在社会的整体就业状况不佳、不确定性越强的背景中，至少对相当一部分人而言，就愈加显示出其优越性。不少人，一边似乎无比钦羡他人在体制外所面临的机会，一边又难以主动走出体制，除了受制于能力，对稳定的依赖怕是最大的原因。
收入不低、工作不累、无失业之虞，除了这些能用具体的指标予以外在衡量的优势，体制内的诱惑更表现在，于一个权力文化深厚、权力崇拜深重、权力对社会资源拥有巨大支配力的社会，体制内的工作往往意味着“高人一等”的地位与尊严。不少富一代也希望自己的后代能够挤入体制内，可谓注脚。而现实中，“关系学”的大行其道，更让体制内就业展示其超越绝大多数职业的实用性。
优势只是相对概念
每当有官员离职的新闻出现，人们总是会想当然地将之视为是体制吸引力下降的例证。在乐观者看来，随着反腐与八项规定执行的深入，公务员离职现象增多，说明相关改革正在起作用，所以，当是一个积极信号。而在悲观者看来，这或预示着，当前公务员的生存压力确实加大，“官不聊生”并不是夸张之说，所以要借此反思公务员待遇问题。这两种逻辑并不陌生，但仅就目前的情形来看，或许都是“合理想象”大于实际。
任何一个行业，出现规模化的跳槽，都离不开内外因的作用。具体到公务员职业，上世纪90年代的公务员下海潮，或许是一个较为客观的参照物。人社部曾做过统计，仅1992年辞职下海的公务员就超过12万人，称之为下海潮并不夸张。原因很明显：市场经济刚起步，许多市场与行业还处于空白状态，加之竞争压力较小，创业成本低，在综合权衡下，自然不少人会选择下海捞取“第一桶金”。
当下社会的外部就业环境当然不能同当年那个特殊年代相比，但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鼓励之下，各行业确实都面临着重新洗牌、转型的机遇，导致各个领域的人员流动现象都有所增多。就此而言，公务员中离职意向上升，其实并无太多特殊性。再加上金融等行业受政策影响颇重，也亟须一些熟悉政府工作流程、制度，懂政策、与政府沟通顺畅的人才——技术型官员的流失就属典型。所以可以说，部分公务员产生跳槽心理，其实更多只是受外部环境的刺激。当然，由此也说明，公务员热的产生，与整体就业环境其实是有密切关联的。
所以，客观而论，体制内的优势，应该一分为二来看。一方面，于那些真正对“政治”有志趣和抱负的人而言，体制的吸引力应该是增强了。因为无论是反腐治贪，还是清理潜规则，都让建构一个相对更健康的官场生态有了更多可能。而对于那些过于看重职业稳定的人来说，体制内的诱惑性也增大了。毕竟在当前的经济环境和就业形势下，各行各业的不确定性都有所增大，于是公职岗位的稳定性更具有了比较优势，与公务员辞职同时发生的，还有不少人向体制“回流”。
另一方面，吏治前所未有的趋严，于对那些怀着“发财梦”做官的人，体制内的优势的确会有所下降。而且互联网社会的到来，社会变革中蕴藏了更多的机会，那些对稳定需求不那么强烈、本身又具备技术与能力的公职人员，体制内之于他们的诱惑当然在削弱。
不同的人对体制的吸引力会给出不同的答案和偏好，这其实证明体制优势，更多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它与体制外背景的变迁有着重要的关联。即使把体制视为一个静态结构，当社会的外部环境发生改变，它对就业者的诱惑也会随之发生波动。
体制吸引力仍将延续
一边是反腐、吏治的延续，一边是对体制内工作的社会评价似乎持续走低，俨然给人一种进入“逃离体制”前夜的观感。然而，抛却感性的认知，这种结论并不靠谱。
近两年来公务员考试的报名人数，从中央到地方都有一定程度的下降，谈论体制优势时，这往往成了一个必被说起的负面案例。但即便不说公考报名人数有所减少与体制吸引力下降之间是否有足够的关联本就存疑，公考报名人数下降的结论本身也显得极其可疑。
有媒体报道显示，公考报名人数出现走低的情况，主要受到三种因素的影响。一是，不少地区的招录岗位本来就有所减少；二是，考前资格审查更严格，导致“虚报”人数被进一步压缩；三是，以往报名人数最多的“三不限”的岗位在减少。综合评判，其实报名总数下降的背后是公务员岗位的竞争激烈程度反而在提升。
从社会发展的规律和公职岗位的自我属性来看，“体制内”优势至少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仍会继续存在。
首先从待遇上看。乐观视之，当反腐治标能够顺利过渡到治本，公职人员的灰色收入和不当的福利会被进一步压缩，易“发财”的优势不再。但即使将公务员置于一个正常的职业标准之中，它的薪酬也会大大高于社会的平均水平，依然具有相当的竞争力。别忘了，就在不少人抱怨因反腐带来收入下降时，公务员加薪承诺已经兑现。
其次，从稳定性上看。尽管社会的转型速度加快，个人机会变得更多，但经济步入新常态，也意味着个人的职业发展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体制内岗位的稳定性反倒变得更具优势。有人会因机遇选择逃离，也必定有人会因追求稳定而挤入，这其实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而无论社会如何变迁，对公共岗位的需求都会存在，它相对其他职业具有更高的抵御变迁的特性。
再者，从社会的地位上看。一则，社会的权力崇拜文化不会在短期内改变，多元、开放的社会观念的发育也必定有其过程。二则，“体制内”权力对社会影响的无远弗届之势，亦很难在短时间内收缩。权力对社会的影响和介入越深、越全面，那么公职岗位就越难被还原为一种普通职业，公职人员就很难不获得一种并不正常的高“社会地位”。
谈到体制，有一句耳熟能详的话，“每个人都是体制”。它以一种哲学的说辞道出了体制的“特殊”所在。是的，当社会都乐于谈论体制内外的优劣，它恰恰证明体制的不正常存在，仍在困扰着每个人。要改变这样一种人人都与体制“若即若离”的现状，显然非一日之功。每个人也不得不继续在对体制的既依附又抗拒的纠结中面临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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