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隔一年之后，有关体制内外的态度已经有了变化。
同样的一份报纸的调查结论，呈现了这种变化。
2014年3月，《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民意中国网和手机腾讯网联合发起的一项调查显示（65774人参与），89.3%的受访者有过回老家（特指二三四线城市或县城）工作、生活的念头。同时，63.3%的受访者发现，年轻人回乡就业，大多倾向进体制内单位。
2015年9月，《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民意中国网和问卷网对2002人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24.0%的受访者认为现在体制内的种种优势与以前相比明显削弱，58.0%的受访者认为部分削弱，13.7%的受访者认为不再有优势。择业时，30.0%的受访者择业倾向于体制内优先，17.2%的受访者倾向于体制外优先，51.7%的受访者认为只要适合自己，无所谓体制。
一年前还是“63.3%受访者发现返乡就业年轻人想进体制内”，一年之后却变成了“ 82%受访者认为体制内工作的优势在削弱”。
究竟是我们的观念变化了，还是体制内外的世界变化了？
“回到体制内”的吁求犹在耳际
“年轻人，回到体制内去！”几年前，这样的呼喊曾作为“时代最强音”出现在媒体的新闻版面上。从2010年起，“重回体制内”的现象有所回潮，到2012年基本达到高潮。
2011年国家公务员考试报名人数逾140万，年轻人谋求向体制内回流，国考热是最直接的体现。媒体舆论在观察这种现象时，也在从不同角度分析“体制内回流”的根源。更多年轻人和父母开始向往体制化生存，坐进办公室，可能枯燥也可能平淡，但不必再像打仗一般在社会上奔波劳形，不必再为了房子问题和养老问题惴惴不安……“求安稳”，这是最直接的原因。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将自己的人生希望寄托在挤进“公家的单位”。与公务员职位同样受到热捧的还有央企及大型国企工作岗位。2008年中国青年报社调中心的一份调研数据就显示，想进国企的毕业生由2007年的14.6%增至19.2%，想进外企的则由50.2%降为42.4%。《2010年中国城市居民幸福感调查》显示，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回答“非常幸福”的比例最高。
2013年初，全国不少省区市的首轮大学生招聘中，拥有事业单位“编制”的环卫工、城管、讲解员等基层岗位均引来众多想栖身于此的“凤凰”。哈尔滨3000名大学生争相应聘“事业编制”的环卫工作岗位，被不少舆论认为是“没出息”：一个“编制”就把职业理想收买了？其实，让大学生激烈竞争的不是环卫工作岗位，而是一份稳定的社会保障。“有的人死磕‘编制内’，连考好几年，原因有很多。待遇好、福利高，虽然工作比较琐碎枯燥，但很稳定，业余时间有保障，退休养老不用愁……”这是很多年轻人的心声。一些曾“碰壁”的“过来人”传递给毕业生这样的信号：体制外再“牛”的人，也不如体制内人员稳妥。“很多家长都用一辈子的坎坷，证明了‘编制内’的优越，这是我们无法忽视的现实。”
面对“体制内回流”，很多人都记得1990年代末2000年初时的情形，那时候社会上正流行着“到体制外去”，那时人们对体制内外的重要区分标准是“编制”：有单位编制的人是“铁饭碗”，没编制的“瓷饭碗”甚至连养老、医疗保险都没有，但当时体制外人士似乎还不在乎这些。一来，年轻；二来，他们从“上层”获得的消息是，将来体制内和体制外没有区别，“瓷饭碗”的用人体制能激发人的活力和竞争力，这是社会发展的大方向。很多年轻人都是从“铁饭碗”的体制中出来的，对梦想和激情的追求远远高于对养老、医疗等福利保障的考虑。然而10年过去，现在端着“瓷饭碗”的人也都有了养老、医疗等各种保障，可有能力的还是千方百计回到体制里去找“编制”的保护；10年过去，体制内外的差别不但没有缩小，反而愈演愈烈。
曾经鼓励人们“自谋事业”、放松对“单位”的依赖，曾经把“体制内”贬低得一文不值，曾经把“从体制内”跳出来的人赞誉成有追求的勇者，可现在呢？人们对体制的怀旧愈来愈浓，用一位评论者的话说，“争相回到体制内，从外人成为‘自己人’，这是眼下中国最时髦的命运转机。”倘若你没有足够的能力实现经济自由，抛弃公职的这一代人除了回流体制内，还有什么更靠得住的退休路径？冲破体制束缚的大多数人还没到达理想的终点，现在又争着回到原点。他们对体制内外的“认识误区”，完全来自当下社会发展状况的不健康。
体制内外的轮回，总是在你意想不到的时候出现。
当下“走出体制”与以往不尽相同
如今眼前正在发生的情况，很多受访者认为体制内的工作优势正在削弱，多少让人想起了二十多年前的一幕。
这很像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发生的事情，那一年至少有10万党政干部陆续离职下海。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经济逐渐发展，停薪留职下海创业成了不少体制内人员的选择，这从侧面证明体制内优势呈现下降趋势。这种进步意味着，市场在人们心中的地位趋强，传统的“官本位思维”开始减淡，人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人才的价值应该通过市场和竞争来实现，这无疑能够促进人才的自由流动，激发社会的潜力和活力。北京师范大学人力资源管理系教授于海波也乐见这种情况出现：“大家对体制的重视程度降低是一个好现象，说明年轻一代在选择职业的时候更看重个人发展，更考虑自我的兴趣和理想。”
正如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这次人们走出体制与以往也不尽相同。此前主要是因为市场被激活，吸引人们放下稳定的身份，走向市场。这一次，更为复杂。一方面，确实有市场原因，在创新、创业的大潮下，资本正经历一轮新的重新分配过程，市场上造富神话不断出现，吸引了很多人下海搏击，梅永红、丁磊等人显然是冲着更高的收入和更好的机会而去；另一方面，也要看到，体制内情况也在发生变化，正如《人民日报》刊登的“人民时评”所言：“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重拳反腐、狠抓作风，党内风气为之一新，公款吃喝、滥发福利等现象变少了，官商勾结、左右逢源的空间大大缩小。如果期待体制内总有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福利，一些运作事情的空间、一些不为外人道的好处，那么这种变化无疑会导致吸引力下降。在某种程度上，近三年来政治风气的变化打破了这种对体制内的幻想。”
体制内的好处虽然“不为外人道”，但还是可以勾勒出大概面貌。“专家们早将体制内外的差别分为了三类，第一类是工资、收益方面的差异；第二类是社会福利保障方面的差异；第三类则包括社会声望、社会地位、社会关系等。”《潇湘晨报》评论员王聃对当前局面的态度，仍然有所保留，在他看来，公务员、事业单位人员的灰色收入和过高福利等，的确在被压缩，“但整体而言，体制内人员相对普通的劳动者，其整体优势仍存。否则，就难以解释，每年的公务员考试中，为何仍会有前赴后继者。”而《新文化报》也刊登评论《体制内优势削弱不等于吸引力下降》，作者张松超认为，“体制内优势削弱只是一种纵向对比，而不是与其他工作横向对比得出的结论。那么，将体制内工作优势削弱等同于体制内工作吸引力下降，显然是一种误读。”
几年前，面对年轻人“体制内回流”的现象，舆论不无担忧：年轻人涌向“体制内”不利于中国发展。各行各业都需要年轻人才，若他们大部分都奔向体制，则会导致其他行业人才不足，影响发展。中国正处在转型期，产业结构转型已经拉开序幕，若没有优秀的人才做支撑，很难成功。趁着年轻，到体制内与体制一起慢慢变老，是中国很多青年人才的终极梦想。年轻人争相进入体制，根源就在于，当下社会资源过度集中于权力机构，导致大多数人只能依附于权力的周边求生存。政府机构掌控太多资源，有着无可比拟的优势，吸引了太多年轻人才。
如今舆论又在强调年轻人愿意走出体制，无论如何，这都是一件好事。
“走出体制”只是一个可期的目标
当然，也有很多人认为当下舆论所标榜的年轻人愿意走出体制，只是一种幻象。事实上，公务员群体并未出现辞职潮，一些体制内的人愿意走出体制，本身也是因为他们已经积累了足够的资源，完全可以在体制外立足。所以，也有评论认为，“走出体制”应该是一个可期的目标，“我们目前距离这个目标还很遥远，因此，我们应该把网友的质疑当做动力，努力让改革不减速更不停步，实现社会财富获得更加公平的分配。”
“就业环境向着宽松、自由、多元的方向发展，体制内外就业的区别似乎正在一步步变小。”当下的这些说辞，其实在1990年代末的时候也出现过，那个时候“走出体制”的潮流只不过进行了10年，“回归体制”的呼声又开始越来越强烈，三五年之后的今天，“走出体制”的声音又逐渐响亮起来。
体制内外的轮回，无疑反映出时代背景的变化。需要谨慎的是，在面对“体制内外”的“轮回”时，我们的观察态度应该更加谨慎一些。事实上，我们在对待中国农村劳动力的认识上，何尝不是也有“轮回”？20多年前，电视剧《外来妹》红得发紫。那时，我们赞叹年轻人终于知道走出封闭的农村；今天，村庄里最成熟最有活力的年轻人都离开了，缺少生气的村庄无法保留原有的生态，我们又开始反思“大国空村掐断乡土教育的根”。在阔步前进的社会里，很多曾被极力推崇的“美好说辞”现在需要深刻反思了：有些“回归”虽然有利于个体，但却阻碍了社会进步；而有些“回归”，可能恰恰是在弥合社会发展的裂痕。走了那么远，如今很多个体都在摸索着回归之路，这主要是因为社会发展有些“莽撞”了。
当年轻人再次愿意走出体制去闯一番天地时，这种意愿到底能持续多久，会不会像1992年之后的那股“下海潮”一样在中国社会发展史上留下一笔，还有待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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