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9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9月24日，国务院又公布《关于国有企业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意见》。10月将召开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议程之一是研究国民经济和新的五年规划问题，国企改革应是题中之义。随着中国“国企改革顶层设计”的出台，国企改革将可能迎来新的变局。
国企渊源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强调：“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那么如何消灭私有制呢？《宣言》第二章末尾指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然后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为了做到这一点，《宣言》列举了“剥夺地产”、“国家银行”、运输业国有化、“国营工厂”等10项似乎国有化的措施。马克思恩格斯还设想，这些国有经济将按照统一的计划协调安排生产力（列宁称之为计划经济）。
第一个实践马克思、恩格斯消灭私有制和10项措施的是列宁。“十月革命”夺权后不久，列宁以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名义，强行没收一切私人企业，实行全盘国有化和计划经济。这种排斥个人生产和经营积极性的措施使苏俄政权濒于崩溃，不得已改行新经济政策。斯大林掌权后不久,结束了新经济政策，继续致力消灭私有制，把消灭私有制、实行公有制视为目的。到1936年苏联形成了单一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1937年苏联所谓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经济在工业总产值中占99．8％，在农业总产值中占98．6％，资源配置方式则是指令性的计划经济。
人们把这种消灭私有制，实行单一公有制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称为苏联模式。这种模式，长时期被视为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甚至成为判断社会性质的根本标准。
苏联模式曾在20世纪对世界发生巨大影响，在长达70余年的时间里，单一公有制和高度集中计划经济的实践席卷全球，对苏联、中国等数十个国家影响至深。实践证明，凡是实行纯粹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的国家，都是一败涂地民不聊生，生产力受到空前破坏。现在，除了极个别的国家外，当年奉行苏联模式的国家都在改革。
1949年以后，毛泽东选择了“苏联模式”。与惟我独尊、个人专断的政治制度相一致，从1953起强行三大改造，到1956年底，国营和集体经济成份达到92.9%，从而建立起高度单一的公有制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苏联模式给中国带来巨大灾难，如空前绝后的大饥荒等，使“国民经济到了崩溃边缘”。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的“改革”，在经济上改的就是这种高度单一的公有制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如果说改革开放前近30年是纯粹所谓公有制时期，则后30余年是以所谓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的时期。
公有制为主体，也就是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为主体，其核心载体是国有企业。国有企业（简称国企，过去称国营企业），亦即各级政府投资或参与控制的资产归国家所有的企业，它在现行中国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
国企之殇
之所以对国企进行改革，是因为国企有着与生俱来的痼疾：即最大的私有者。国企作为“全民所有制”，在道义上、道理上和法律文本上当然属于全国人民，其所有权人应归全民所有。但事实上公有财产、生产资料不可能让每个人去拥有，按教科书的说法，“只能由代表全民的政府拥有生产资料”。政府如何拥有生产资料？最终要落实到具体的人来管理，在实际操作上，主管生产资料的运行和收益的，无一例外是政府任命的官员，亦即生产资料事实上只能由官员垄断，国企实际控制权归官员所有。世界共运的实践无情地证明着一个铁的事实：“全民所有”实为“官有”，“国企”实为“官企”。前国务院副总理、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田纪云既在所著《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中，多次用“官办企业”代替“国有企业”。这样的公有制恰恰是彻底的私有制，而且是最大的私有制。
政府存在的主要目的是向纳税人提供优质服务，其义务和责任是保护人民的自由平等，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政府本身一旦以“国企”名义追求财富、拥有财产，不仅丧失合法性，而且必然会给社会带来一系列弊害。
中国国企的致命伤，是其成为贪腐的温床。由于公权力没有有效的约束，国企官员拥有实际上的绝对权力，在各自的领域形同独立王国。缺乏有效的制度监督必然腐败，在所有苏联模式的国家，国企无一例外成为官员的钱袋和腐败的沃土。
现在中国直属国资委管理的国企有111家，地方政府所有和管辖的国企约有25000家，国企雇员总人数近750万。这些国企都程度不同地存在腐败。2011年度，查明或判决确认的国企腐败有88例，涉及金融案件的金额20亿元，其中一审被判死缓的光明集团前董事长冯永明一人就贪污数亿元。2012年度，媒体报道国企高管案107例。2013年最后一天的《人民日报》盘点：全年共有31名国企高管落马，其中有20名是负责整个集团或某公司全面工作的董事长或总经理，即“一把手”。2014年中央巡视组第一轮巡视的中粮集团，第二轮巡视的一汽集团，第三轮巡视的南航集团、中石化、中国船舶、中国联通、中国海运、华电集团、神华集团、东风汽车公司，也是无一例外地发现重大腐败问题。该年共计超过150位国企高管被内部审查或公开审判，其中原广州市国营白云农工商联合公司7名高层全部涉案，总经理张新华涉嫌贪污国有资产2.84多亿元，涉嫌受贿人民币9780万元、港币238万元。
2015年中央巡视组第一轮专项巡视进驻26家央企，从已公布的反馈情况看，无一例外都腐败严重。如武钢以“钢”谋私，大肆敛财，利益输送，蚕食企业；宝钢以“钢”谋私，聚敛钱财，利益输送，贵买贱卖；中远利益输送，收受佣金回扣；中船把项目和正常业务转移到私人公司，变卖单位资源和知识技术为个人牟利；中建利用国企资质、资金、资源谋取私利，在工程竞标中营私舞弊；华能贪污受贿，关联交易。北京青年报微信公众号“政知局”根据2015年9月16日公布的21家央企巡视的整改情况，把央企腐败归纳为5个方面：1，违规用人。如武钢32家单位超配的管理层人员多达454人，中石油为提拔官员伪造档案，大唐集团则利用临时筹建机构提拔官员等；2，巨额福利。如国家电网负责人的个人所得税由企业支付，中国核工业集团违规发放大量薪酬福利等；3，谋利输利。如中国电信供应商支付在职博士和硕士学习费用、资助子女留学等，武钢清以挂靠方式从事经营的单位665家，有42名领导官员亲属围绕武钢做业务等。中石油官员为了个人升迁，为他人攫取国家油气资源打开方便之门；4，国资流失。如武钢在矿石价格大幅下跌后原价回购2.41万吨，损失1500余万元。无烟煤中间商获取不当利益1.03亿元等。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官员授意签订虚假合同，将国有资产无偿提供给特定关系人使用；5，违规决策。如华能集团设备采购定标随意性大，五矿集团的五矿置业居然在招标前就支付了工程款。武钢在2010年到2014年间公司68个重大项目中有41个没有经过集体决策。大唐集团因、中国国电集团也因随意决策造成有资产重大损失。可见，绝对权力绝对腐败。没有监督，国企官员就容易以各种形式侵吞、浪费和挥霍国家公有财产。
国企缺乏有效竞争和激励机制，效率低下。国企的管理者属于官员，受制于任期，往往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缺乏长久规划和追求。国企的员工，对企业资产没有完整所有权，不能因为投资正确而获得自然收益，也不会因投资失误会遭受自然损失。而国企官员的贪污受贿和挥霍无度，更进一步消减了员工对企业的忠诚度，其积极性、主动性等敬业精神难以得到充分发挥。自然的激励机制的缺失，严重抑制了国企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力。
国企普遍冗员严重，高投入，低产出，无创新开拓动力，无市场应变能力、竞争能力。据北京经济研究公司龙洲经讯提供的数据，2014年中国国企的平均资产回报率为4.6%，而民营企业则高达到9.1%。国企负债率很高，2015年7月末中国国企平均资产负债率为65.12%。银行数万亿烂帐，90%是国企造成的。
中国GDP已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没有有真正竞争力的世界级企业，没有一家像“苹果”一样不靠政府扶持而成为全球市值最大的企业。2014年5月7日，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在美国外交理事会上提到，跨国公司汤森·路透近几年来的调查显示，全球100名最具创新意识和能力的公司当中，美国有45个，而中国的数字是零。国际顶尖企业基本是靠市场竞争力、靠产品品牌打拼出来的，中国企业不具备这样的条件，缺乏活力和创造力。为了追赶全球的顶尖企业，国家全力扶植中石化、中石油、国家电网、中国工商银行等国企，但正如前国资委主任李荣融所说，现在的中国企业500强，实际上只是500大，是“大而不强”。
国企的最大弊端还不是国企腐败、效率低下，而是破坏了政府的公正性。国企对行业垄断的实质是行政性垄断，即行政权力为了维护本部门、本区域的利益，赋予国企诸多优惠政策和垄断权，对其资源支持和政策庇护，并人为设置准入壁垒，限制竞争，使国企拥有绝对话语权和市场控制权。《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提出，要“进一步破除各种形式的行政垄断”。国企垄断，违反了政府的公正原则，使得政府不能公正对待国企和非国企。既得利益者通过国企垄断与民间争利，破坏了市场经济的完整性、公平性，阻碍了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极大降低了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扼杀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活力。
国企出路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将加强国企自主权的改革写入《决议》，是为国企改革先声。从80年代初的建立企业奖励制度开始，到90年代初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再到90年代末的大规模股权改革，及本世纪初建立由国资委管理国企资产经营、由组织部任命国企领导的国企二元治理构架至今。30余年的国企改革困难重重，尤其最近几年几乎陷入停滞，成为中国经济改革最难啃的骨头。
那么，国企改革何以几十年没有找到出路？国企改革路在何方？笔者认为，国企改革的正途，应是按照马克思所说，“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
《共产党宣言》强调的消灭私有制并不是共产党人的目的, 连同《宣言》所列举的10项措施，都只是“革命”的手段。共产党人的目的是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宣言》明确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资本论》仍强调共产党人的目的，是建立“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
马克思认为，这种“自由人的联合体”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社会所有制，马克思所说的这种社会所有制绝不是什么国家所有制、集体所有制，而是人人占有生产资料的个人所有制。在《资本论》第一卷第24章“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节中，马克思指出：“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资本论》第一卷第831-832页）。”1875年，马克思在法文版《资本论》中又补充说，历史上存在过的劳动者的私有制，被资本主义私有制否定了；未来社会所要重建的，不是“劳动者的私有制”，而是“劳动者的个人所有制”。可见，“个人所有制”，就是马克思社会所有制的本质。
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现在马克思的社会所有制已经表现为资本社会化和利润社会化。资本社会化是指资产所有权社会化，即每个人都能占有一定生产资料，具体说就是全民持股制。利润社会化是指通过各种经济（主要是税收）和社会手段将公民个人的部分财产转变为社会所有。这种社会所有制已在西方许多国家实现。如在美国3亿人口中，有60％均为持股的股民，这实际的含义是，除去非成年人口，几乎所有社会社会成员人人持股。
今天重提“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的命题对国企改革意义重大。“全民所有制”如何真正归全国人民所有？按照马克思所说“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就是变国有为民有，“给生产者个人以财产权”, 只有民有才是真正的公有。而实行劳动者股份所有制，把国企通过上市出卖给个人，资产全部进养老基金，则是“人人占有生产资料”的重要实现形式。
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新近出台的“国企改革顶层设计”，分类推进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将可能对国有资本产权多元化、甚至整体上市成为真正的公众公司，产生积极的影响。这或许会成为国有走向民有的的阶段性措施，
国企改革的实践将证明，“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变国有为民有，将是从根本上解决国企问题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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