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有位摄影师，找了一个小镇，在小镇上拍下了很多人的照片——有理发匠、售货员、闲坐在家的老太太、懵懂的幼儿——并且采访了他们，听他们说自己的故事。然后过了几十年，他又去那里给人们拍照片，那些人继续诉说自己的故事——那是几十年历史的变化。
同事说，小镇人的生活真有意思，那种生活和我们现在的不一样。
苏童的小镇故事停留在许多中国人记忆里的1970年代。那条南方小街上一群少年的残酷青春，以及街坊邻居的生活百态，构成了这一本《香椿树街故事》。
在火车轨道边孤独了一辈子的扳道工，临退休前却扳错了道岔；本无事发生，只因一块肥肉而屈死的中年人；麻木本分的成年人，只用皮带和孩子交流；勤劳节约的中年妇女，同时又传播着流言，攀比着忌妒……
我也是在小镇上长大的。
整个1980年代，我都在一个小镇上成长，在那里度过了我人生最初的13年。小镇很小，只有一条商业道路，街上的人几乎都认识。走在路上，总要忙不迭地到处招呼：大伯伯、大妈妈、叔叔阿姨。搬家之后我就很少再回那个小镇。有一次和妈妈聊天，说到某个人，我说，这个人当时在镇上是不是有名的放荡，她的老公不在身边，勾搭了很多男人？妈妈有点诧异，她没想到那些小镇的记忆都在我脑海中，而且这些大人们当时不避着孩子说的话，原来都被默默地听进去了。
王安忆和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在一次谈话中说到苏童，她这样评价：苏童、余华这些人都是有虚构能力的。什么叫虚构能力？就是在现实之上自行构建一个存在。我对现在的孩子感到失望的地方，就是他们完全不虚构，只是描摹现实，甚至于他们的东西掉到现实以下去了。
人物的孤独、宿命意识都在苏童的小说中形象地展示着，但青少年是最可怜的一群人，他们在那样的时代和环境中属于被放养的一批人，自己寻求着生存的法则，自己寻找着生活乐趣。1970年代，不像现在，孩子们被人为地隔断了交往空间，那个时候，空间是开放的，在这样的空间下，人们会自由地组合成团体，在团体之外的人，就是寂寞孤独的。
或许苏童酷爱悲剧，他给予特写的人往往就是那些孤独的人，而这些人物的悲剧命运，早已彰显，他们被忽视，被侮辱。
侮辱对于左林是司空见惯的，左林很少为受辱而生气，但他很好奇，为什么别人用了这么多的智慧和词汇来形容他的步态——有人说他走路像撒着尿，一路走一路撒；有人打赌说铁匠家的大黄狗能从他的腿裆里穿过去。还有一个人，在《刺青时代》这个故事里，他叫小拐：香椿树街的人们后来习惯把王德基的儿子叫做孬种小拐，孬种小拐在阁楼和室内度过了他的另一半青春时光，他因为怕人注意他的前额而留了奇怪的长发，但乌黑的长发遮不住所有的耻辱的回忆之光，孬种小拐羞于走到外面的香椿树街上去，渐渐地变成孤僻而古怪的幽居者。
看完小说，我想，幸好，我那13年的时光，过得并不孤独而残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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