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人外交”这个话题，现在在媒体上谈论得很多。在“夫人外交”这个舆论热点的背后，也许反映了值得关注的国际政治变化趋势。
“夫人外交”可以追溯自欧洲贵族之间的外交传统。现代国际关系形成于欧洲，而欧洲国际体系自有其文化特色。欧洲作为统一的文明，分治为许多国家，长期由王室和贵族家庭所统治。欧洲王室家庭之间的交往，是其外交关系的一部分，一场婚嫁丧娶决定了大块领土的分割转让，常常引发大国之间旷日持久的战争。国家在最顶层由复杂的婚姻和血缘关系相连，深刻影响着国家间关系和联盟的组合变换。在这样的环境下，王室的配偶常常是一个国家与其他国家联系的一条纽带，王后和贵妇人在外交场合的角色又是外交礼仪的一部分。在欧洲经典的外交场合，不但有国家间的外交和政治关系，还有家族和亲缘关系。贵族家庭成员的对外联系是其外交具有实质意义的一部分。
现代民主政治兴起以后，这一情况出现了变化。欧洲国家逐渐由王朝国家转向现代民族国家，国家的元首和重要官员不再由世袭贵族担任，国家利益取代王室利益成为了外交的主轴。但是欧洲的贵族关系传统并没有完全退出历史舞台，而是以外交礼仪的方式保留下来。国家元首的出访，常常有夫人随行，这是在礼仪上对欧洲贵族传统的延续。随着欧洲的国际关系模式扩展到全世界，世界其他地区的国家也效仿欧洲的外交礼仪传统。中国在民国时期国家元首夫人就开始成为重要的外交角色。新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国家元首夫人随行出访也逐渐成为惯例。
总体来看，这一时期国家元首夫人在外交上所扮演的角色多数是礼仪性的。只有在少数的特殊情况下，元首夫人会产生某种相对独立的外交作用。比如宋美龄在抗战时期的外交作用，或者希拉里·克林顿于上世纪90年代在中美人权问题上所扮演的角色。这与元首夫人特殊的个性和特定的形势有关系，是偶然的和不连续的。
今天我们再谈“夫人外交”，最值得关注的问题，就是其在近年来似乎表现出越来越大的独立性。换句话说，夫人外交似乎在超越传统的礼仪性作用，逐渐具备某种特殊的功能。奥巴马夫人米歇尔的访华，没有与奥巴马总统同行。更有趣的是，她是接受中国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的邀请，这在外交上是罕见的现象。对于这样的现象如何解读？它是偶然的、个别的，还是反映出当代外交发展的某种趋势？
对这个问题，在理论上恐怕还不宜形成定论。但是一种值得探讨的假设是，夫人外交可能随着当代外交内涵的扩展，出现新的形式和内容。从更广阔的视角来看，政治民主化带来了外交的民主化，也带来的外交的内政化和内政的外交化。国家政府作为外交的惟一的权力主体地位在削弱，社会和民众越来越参与到国际交往中，并影响到国家间关系。这导致近年来公共外交成为各国外交的重要发展方向。
那么，当代外交越来越凸显的公众、民间和文化的部分，由什么样的政府部门来推动呢？当然，政府的各相关部门、社会组织都可以担负功能性的角色。但是在国家最高层面上，也需要宏观战略性的外交角色。国家元首当然是公共外交的重要主角，但是国家元首夫人似乎越来越多地承担起难以替代的角色。
其中的原因很简单：国家元首的形象往往代表着国家强大的、坚定的、刚性的一面。但在大多数层面上，公共外交却是文化的、情感的、柔性的。在公共外交中要讲故事，要动之以情，要传递文化的价值和美感，那么在某些场合，元首夫人的形象天然更加合适。随着近年来公共外交的发展，国家元首夫人越来越独立承担起某些文化和民间场合的外交功能。像米歇尔·奥巴马这样的“单飞”虽然罕见，但是元首夫人在随访中单独出现在某些外交场合、独立承担某些外交活动，却成为各国的常态，并且越来越频繁。
因此，以公共外交的视角分析“夫人外交”，会发现其背后也许不是某种偶然的政治现象或者舆论话题，而是反映出当代外交的某些深刻转型。国家和政府面对公共外交时代的挑战，正在做出相应的功能调整和适应，新的政治环境提出了新的角色要求，这一变化在冷战后的国际关系中呈现出加速发展的特征。未来我们也许会做出判断，国家元首夫人在外交中不只是站在元首身边的人，而将成为各国公共外交中担负特殊角色的部门，“夫人外交”将在越来越倚赖舆论、价值和形象的未来外交竞争中，成为争夺吸引人心、塑造国际环境、维护国家利益的手段。
（中国社会科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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