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境——
文学作为人类表现世界的艺术方式，不仅包含了对现实生活的描摹，还囊括了作家对世界多向度因子相互交叉、对抗的思索。
草原文学作为一种以草原历史为依托背景，反映草原生活和草原文化的文学作品，与北方各游牧民族同生共长，已有上千年的历史。多民族文化之间的互相影响、交流，古来有之。近百年来，随着各民族间跨文化交流地日益深入，草原文学也呈现出艺术语境的多重性和表现手法的多元性。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文化交流愈加频繁而举足轻重。
20世纪80年代初，主流文学还沉浸在不可遏抑的“现代性冲动”之中，这时诸多的老一辈草原民族作家在积极拥抱时代大潮，并努力将个体融入到主流文化之中。在日益繁荣的经济大潮下，身份认同焦虑这个困扰西方世界长达数世纪的问题在中国也日益凸显。随着现代性的滚滚前行，浩莽草原也无法保持遗世独立的高洁姿态。藏族作家阿来最先感受到草原民族上身份认同的焦虑，他把目光凝聚在曾经安宁，却在多元文化的侵袭下蠢蠢欲动的嘉绒村落。在写于1982年的作品《红苹果，金苹果……》中，阿来部分的展示了尚未完全萌动的乡村景象。虽然，阿来的写作也没能脱离文革结束之初公式化、口号化的特征，但在文本的缝隙之中，却展示了民族认同和身份焦虑的端倪。作者用头发“不是……而是……”；“才不穿”，这样稚嫩的语气描述少女泽玛姬对城乡、民族、文化的对比与选择。这个敏感又自强、自尊又自卑的藏族农民少女，在某种意味上成为了20世纪80年代初的草原民族身份认同焦虑的缩影，同时也昭示了草原民族在多元文化面前保有民族纯粹时的惶惑无力。在他的另一个短篇《猎鹿人的故事》中，主人公身份的焦虑被书写的壮烈而凶猛。桑蒂因女友在汉族家庭中跟他分手，并骂他是“蛮子”，一怒之下割掉了女友的鼻子。在这种血性的爆发背后，隐藏着多重“他者”的身份认同危机。藏边青年桑蒂在爱情中的激越与苦痛，也可以理解为质朴的文明面对主流时的无所适从与脆弱。阿来在遵循个体生命存在体验的基础上，揭示了多元文化中民族身份认同的真实困境。
焦虑——
时代在进步，民族也在发展，甚至在不自觉中被同化。当民族亦或农民身份在某种意味上蒙昧与低人一等时，身份认同的焦虑由此而生。
达斡尔族女作家萨娜也曾用“力不从心”、“述说的困惑”、“寂寞无音”来叙述保有民族纯粹时的惶惑无力。事实上，全球多元的语境下，民族/乡土的劣势日益凸显，而乡土中国对现代文明的想象，就是“到城里去”。刘庆邦曾以《到城里去》为题，书写了乡村进入城市的漫漫崎岖之路，及文化冲突所诱发的身份焦虑。遗憾的是，乡村对于城市而言是底层的“他者”身份，而民族身份自我认同又进一步加重了这种隔膜，城市/现代文明以高蹈的姿态，在精神上摧毁了草原民族的“自在”的稳定文化结构的同时，却不会完全接纳它。
萨娜在《没有回音的诉说》中写道：“一些民族作家同我一样,一直做着一种非常有意义的努力，试图用汉语写作，来保存本民族这个天然纯粹的文学物种，在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冲击中，继续留存它们原始的生命状态。做到这一点很困难，我们总会力不从心，感到述说的困惑，感到寂寞无音。”在她的小说《天光》中，那个浑身长着肉瘤的男孩从哑巴母亲腹中诞生，这本身就是一个颇具文化寻根意味的隐喻，这个民族是一个无从得知自己过去的民族。我无从得知《天光》是否与《爸爸爸》有着某种隐秘的联系，但哑巴女性独自完成异乎寻常、艰难的“突围”，使少数民族女性作家对身份的坚守呈现出悲壮的色彩。
在苏莉、孟大伟的散文中，她们不断强调“我们达斡尔族”。在《白音塔拉 我的童话》中萨娜写道：“草原是动荡的、牛羊是动荡的、男人也是动荡的；只有女人、母亲牢牢地守护草原、羔羊、孩子、男人，守护绵长的属于草原人自己的日子……一个女人，有孩子，还有精神的家园，就够了。”草原文学家们都自觉地保存关乎民族回忆与情感的本真记忆，保持本民族原始的生命状态，来对抗“影响的焦虑”。
事实上，无论我们承认与否，文化之间的交流互射并非平等，主导性文化以强势的姿态侵入到古老的民族成长之中，弱小民族的消失与被同化都将成为历史的必然。故而，在草原作家的书写之中，历史、自我成长伴随着身份认同的焦虑。草原作家们努力在民族认同中发现自我，用本土的地方性知识来重构社会文化。在这个意义上讲，当代草原文学不仅是个体生命的生动再现，还蕴含着民族学及文化人类学的深刻意义。
【欢迎转载 请注明来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