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唐•吉诃德”？他的“敌人”仅仅是风车？他是崔永元，是“恶人”，他站了出来，以名人身份，站在无名高地。
“想挑衅，我告诉你我不怕，来吧！不用试探火力了，直接来吧！”
从央视辞了职，没了束缚，崔永元的火药味愈浓，他告诉《中国慈善家》，面对人心之恶，他要反击。
近两年，崔永元一再成为网络争论的主角，他是北京市永源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在公益引起的纷争中，面对“质疑”裹挟而来的“谩骂”与“攻击”，那个“邻居大妈的儿子”——反往昔的平和、亲切，他开火了，他激烈、粗糙，他恶语相向。
他不想“低声下气”地做公益，他认为要“理直气壮”，他站了出来，或有戏谑地对公益同行说，“以后你们的慈善遇到危机的时候，你们觉得自己真的没问题，你们就在网上艾特我，我来办他们。”
崔永元说他没有做英雄的主观意愿，他要做的是“恶人”。
“总得有一个人放下身段当‘恶人’，这个人就是崔永元，他是打不垮的。”
“崔永元就是这个德性”
“我跟你有不同的观点……”对于崔永元调查“转基因”纪录片的可靠性，杨澜表示怀疑。
“你就是被‘方舟子们’洗脑了。”崔永元说。
“2014中国慈善名人榜”发布会开始前，崔永元与杨澜老友相见，二人在嘉宾休息室进行了一番非正式“辩论”，一个颇优雅，一个略急躁。持续至发布会开始，杨澜笑着罢战，“我不是科学家，我不跟你说这个。”
名人做公益如何应对质疑，嘉宾讨论，杨澜发言，要菩萨低眉，不忘初心，贵在恒心，要有平常心。“如果把它（公益）理解为自己的信仰或者良知的话，是你的初心和对自己交待的问题，而不是别人理不理解的问题。”
崔永元反对，“我们千万不要把目前这个状态下，在中国做公益慈善做成了自己内心的修炼，做成瑜珈，我觉得这是不行的，这个我觉得你承担的责任太小了。”他说，每一次发声，每一次跟人辩论，都是在普及公益慈善常识。
杨澜笑着回应，“我同意你的观点。”
崔永元微笑收兵，“你同意我就不说了。”
出了会场，他对《中国慈善家》说，“你看今天我在现场讲话，包括平时我在微博上，已经我觉得越来火药味越浓了，越来越冲。我觉得效率高，直截了当把自己的想法说清楚就行了。”
2007年，崔永元联合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发起“崔永元公益基金”，主营项目两个，“口述历史”和“爱飞翔乡村教师培训”。
“转基因”枪声一响，不出意外，崔永元的公益被牵连。方舟子向民政部、北京市民政局、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社会监督委员会举报“崔永元公益基金”涉嫌违法违规，提出诸多质疑。
一时间，网络跟随者众。
“我就不停地给他解释，”崔永元说，“解释十遍还听不懂，我就说你个‘二逼’别关心这事了，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他不认为自己激烈过头，因为对方“不是不懂，他就故意让你出洋相，或者想毁掉你的形象。”他不打算退让。“我就是装个小妇人，唯唯诺诺、颤颤巍巍，那些人也不一定饶过我。我跟别人不一样，他们都不得罪人，我天天得罪人，看不惯的我就说，实话实说已经成了骨子里的一个习惯了。”
崔永元表现虽强硬，但也曾一度悲观地“不想干了”。他觉得做公益让他陷入一场“道德绑架”。“我叼个烟斗抽烟，他们说，哎呀崔老师跟斯大林似的。抽烟可有害健康，你看所有人都在夸你。你做公益慈善，他却说，这傻逼就是作秀。”
这与他理想中的环境截然相反，“因为你做公益慈善，你的生活质量都降低了，生存质量都降低了，这不应该呀。我们选择了这么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应该比别人开心一百倍才对呢。”
他说，如果被继续泼脏水、污名化，他就换种生活方式——买最好的车，抽最好的烟斗，穿大名牌，天天在街头闲逛，带几个保镖，哪豪华去哪。
他学新闻，做新闻，料到负面新闻会铺天盖地，“我就告诉你，我这样也不行，我做公益慈善也不行，我是你孙子呀？你总得允许我选择一种生活方式吧？那你觉得是这样好还是那样好？就这么简单。”
儿戏么？他觉得有意义。“你别看我孩子气，有一天可能还真会出现这样的事情，我觉得这就叫教育。”他觉得中国缺乏对全民的公益慈善教育，作为公益人，作为知识分子，他责无旁贷，但他的方式未必温和。
“我今年52岁了，想变得温顺一点，但是我女儿都上大学了，我还有什么后顾之忧呢？崔永元就是这个德性。”
“忽然觉得不能胡来了”
2001年，崔永元赴日本，在NHK电视台，他了解到一支“特别采访组”，专做不播出的采访，单纯记录、备用；他去早稻田大学，那里口述历史影像资料馆的藏量“比整个中国做得还多”，朋友带他看了一面墙，中国56个民族的资料都有。崔永元觉得，有些树应该是给后人种的。回国后，他跟中央电视台申请，想在中国做，台里未支持。
第二年，大病一场的崔永元刚出院，他决定自己做。
他策划《电影传奇》，采访老电影的制作班底，讲述拍摄幕后，“口述历史”自此而来。朋友刘会资助1100万元，“他是吉林大学中文系毕业的，是非常有文化的一个商人。”崔永元用这笔钱运作了2年。过程中，《电影传奇》又产生少量利润。此后，他得到柳传志、冯仑、曹德旺、王石等著名企业家的支持。
冯仑免费提供北京怀柔一处三层楼作为“口述历史影像资料库”，柳传志也免费提供了项目所需的采录和数据存储设备。
2011年，自由投资人孙先红解囊相助。他是蒙牛乳业创始人之一，也是小肥羊、蒙草抗旱的投资者之一，擅长营销策划，曾在中央电视台广告部做了七八年顾问，与崔永元有些工作上的接触。一次听崔永元讲述日本见闻，孙先红被触动。他行走“江湖”多年，性情通达豪爽，结交甚广，打电话给内蒙古包头市金荣建材装饰集团董事长刘金杰。“我说，四哥，有这么个事，崔永元你认识不？他说认识，不就是得抑郁症那个？哎呀！当时把我弄得很尴尬，因为我那个电话挂个免提的，崔老师就在那儿。崔老师就开玩笑，说，没事，我受得了，我好了。”孙先红告诉《中国慈善家》。
“我跟孙先红老师既是老乡，又是哥们，同时他也是我的偶像。”刘金杰看重崔永元的名誉，跟名人共事，他也觉得很荣幸，但他不懂什么是“口述历史”，经过一番犹豫，钱还是捐了。孙先红告诉他，“这一辈子你花的最值得的钱，也许就这200万。因为有些钱花完了，历史上没有痕迹，而这个将永远留在历史中。”
经由孙先红介绍，北京蒙牛宏达乳制品公司总经理王建邦、金火集团董事长杜海军、北京慧聪国际资讯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郭凡生、分众传媒集团董事长江南春等人也先后捐资支持。
王振耀，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他和崔永元是老朋友，刚辞去民政部慈善司司长职务时，崔永元为他录制过一期节目。永源基金会注册，王振耀牵线搭桥，从提交申请到获批，只用了半年。
2013年6月25日，北京永源公益基金会成立，崔永元任理事长，孙先红任副理事长。现有理事10人，多数为前期提供支持的企业家。
“成立的那天，我就觉得自己忽然变成一个职业做公益慈善的人，特别高兴。”他想做专业化治理的样板。“我们是北京市第一家无上级主管单位的公募基金会，我觉得它在一定意义上有一个标杆的意思，你要做不好，可能别人将来批起来都困难。”
做成“样板”，少不了有效的监督机制，永源基金会设置了两位独立的监事。
法务监事是岳成，岳成律师事务所创始人，也是百余家政府机关、社会团体、大型企事业单位、新闻机构的常年法律顾问。他跟崔永元早有渊源，曾作为原告代理律师，帮崔永元打赢了一场侵权官司，崔永元看中他“打官司不靠关系”。
财务监事是吴卫军，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北京首席合伙人。在普华永道，吴卫军专门负责金融企业审计和管理咨询，从业经历逾25年。在普华永道纽约、伦敦、香港工作过，他带来的是国际化的机构治理经验。在永源基金会，他要确保财务合法、信息透明，最重要的—反舞弊。
吴卫军觉得，永源基金会绝大多数理事缺少借基金会牟利的动机，他加入时，崔永元对他进行了业务考核，此后，崔永元成为他最主要的监督和考核对象。
“设置律师与会计师作为监事，是因为这两个领域专业性很强，更讲规则，目的就是制衡。”永源基金会秘书长李国武说。
“有了基金会这个机构以后，我觉得对我的最大的益处就是，忽然觉得你不能胡来了。”崔永元告诉《中国慈善家》。
“我能接受”
自由投资人、理事董峰说，他并不认为崔永元是一个善于接受他人意见的人。“那天我送他到酒店的时候，他下车也没跟我打招呼，很生气地就走了。急赤白脸的，就谁也不理谁了。”
争吵源于两本小人书。
崔永元可能是最有名的“连友”，他收藏有海量连环画。他的一个上海朋友也收集彩色精装封面小人书，“好像一共是30几套，就差两套。”董峰说，凑巧，另一个上海“连友”刚好有这两套。需求即是价值，小人书涨价了，非常贵。“欲望会给我们带来一种烦恼，在我的概念里，这两本我就不要了，可能在崔老师看来，作为‘连友’，就觉得一定得要。”话题上升到了“欲望管理”层面，为了别人的事，他们互相撂了脸子，第二天见面又烟消云散。
崔永元发起“我的长征”是在2006年，他带队，董峰是他的“战友”。董峰觉得崔永元更习惯做主，“但是，有一条，他有这个意识，他觉得听取别人意见是一个好方法。”
遗憾的是，理智并非时时都在。
永源基金会甫一成立，崔永元说，“本基金会犯错误的可能性是100%，为了不犯错和减少犯错，本基金会最大限度地公开和透明，欢迎监督，允许质疑，并为监督提供尽可能的方便。”
王振耀提醒过他，透明要在法律框架内进行，他不服气。
“裸体都行，没往自己兜里贪，有什么可怕的？”崔永元说，“其他理事都挺欣赏我这种性格，我自己也欣赏我这种性格。”
“受欣赏的性格”惹来了麻烦。
崔永元专项基金曾一度遭受质疑，一位员工反复向捐款人沟通解释，包括整个春节在内，2个月，哭了很多次。“为什么做公益要受这么大的委屈？”崔永元看不过去，一拍脑袋，“基金会奖励你10万块钱，定下来了。”
“不行！没这笔钱（预算）。”李国武对他说，这样做不合法，也不合基金会程序。
拍了脑门，放了话，10万块还是要给的，崔永元刷了自己的银行卡。“挺心疼的。”
“疼痛”让他学会谨慎行事。“现在就学会了，有什么事，跟国武商量商量，按照咱们基金会定的这个规矩，按照咱们的章程，我现在想做的这件事能不能做？能做的那我们就做，连擦边球都不要打，不能做，要不然自己做，要不然把它停下来，要不然下次理事会把它正式提出来。”
“提出来”，遇到的也可能是红灯。
2014年12月10日，永源基金会一届三次理事会上，崔永元向董事会提议，将“大病救助”纳入基金会业务范畴。所谓大病救助，即是救重疾者于将死，2014年，崔永元自己募款救了5条人命。
“这个基金会和其他基金会不一样，它有个人品牌在里面，像个家族企业。”监事吴卫军要避免“家长制”出现，用治理机制跟崔永元说“No”。
会议认为，大病救助非永源基金会擅长领域，予以否决。吴卫军提出，身为永源基金会理事长，崔永元分散过多精力到其他领域，不妥当，鼓励他专注于本基金会的项目。
提议遭否决，崔永元表现很温和，或许是失落，无论如何，他微笑着，“我能接受。”
几天后，再次见面，崔永元告诉《中国慈善家》，他并不失落，还很高兴，理事共同决策，把风险降低到最低，“体制上是特别好的事。”
“我肯定投反对票”
制衡机制避免了“家族制”，同时，被困住的还有崔永元把控项目方向的主动权。崔永元拒绝将“口述历史”快速产品化，在这一点上，他与很多理事有分歧。
“比如我们做一个片子，《我的抗战》，我们觉得很好，可能还能得纪录片奖，但是可能会有很多人再不接受我们的采访了，因为他觉得你观点先行。”崔永元说。他本来有两个团队，一个做采访收集，另一个做产品，为了纯粹，他将后者解散了。
从央视辞职后，他在中国传媒大学开了一门“口述历史研究”的选修课。虽然被质疑没有讲课证，课停了，但他还是教授。在基金会决策层，从技术和学术角度研究“口述历史”的只他一人，形单影只。然而，投票的日子或许正在逼近。
2014年，永源基金会实际募款额只达到计划的一半，理事会必须考虑供血问题。
公众缺乏对“口述历史”的认知，他们看不到产品，如果不作出调整，想以公众募款支撑项目运作，恐怕是痴人说梦。
理事王建邦提到不分红的社会企业，崔永元将这个名词记到了纸上，他觉得新鲜。
孙先红人在美国，委托人发言讲解PPT，其中提及可以股捐，将企业与基金会绑定，持续供血。崔永元未等监事发言，先问，“这个现在法律上有问题么？”“这个企业要垮了呢？”“如果这个企业出事儿了怎么办？”
有理事提出，应扩大基金会影响力，一来让理事收获无形资产，二来让基金会逐步实现“自我造血”，方式则是“口述历史”产品化。比如，制作“改革开放杰出企业家口述史”。
“我们做了，已经做了。”会上，谈到“口述历史”产品化，崔永元开始沉默，且愈显疲惫。他的话没说全，做是做了，记录并整理而已，他似乎并没有要制作播出的打算。
接受本刊专访时，他说，“你看那天我也没有表态，我想我尊重理事会的决定，但是要投票，我肯定投反对票。”他说如果输了，那就只能试着去做，只是他要去跟制作团队商量，不要伤害“口述历史”，不要功利，不要为了做一个好片子，损失了形象。
理事会那天，议程过了大半，他在纸上写了几个字，让助理递给授权主持会议的秘书长李国武。会议结束时，《中国慈善家》记者找到那张纸，上面写着“留下参观时间？”
崔永元是“口述历史博物馆”的主要讲解人，博物馆近9000平米，分主题展出各种相关史料、实物、图片，包括电影馆、连环画馆、书画馆、战争馆等，甚至将老电影导演家里的房间做了复原。现在，可参观的场馆大致讲一遍需要2个小时，2015年1月1日，这里对外开放，“未来还会给学生用来自习、上课、谈恋爱。”
崔永元走在前头，疲惫之色渐消，话也多起来。“这里可能不是最好的博物馆，但一定是全世界最好的自习室。”
工作人员的桌子上放着厚厚的一大本采访名单，上写着“采访嘉宾信息明细”。崔永元让其在电脑上随便打开一段视频，一位侵华日军老兵正在回忆。类似的受访者有4000多人，平均年龄超过85岁，如今约一半的人已去世。采访视频以多种介质储存，盒上写着编号。
他计划找到中国大陆、台湾及美国的机构，合力做一套电子索引系统，可以检索到照片上的文字、时间、人物、环境和视频中的某一句话及对应画面。所有素材都要人工进行精细的学术化处理。崔永元说自己是“完美主义者”，他想达到的标准，全世界还没有，他积累并努力了十几年，如今，刚刚建立初级模板，他说“很狼狈”。
随着崔永元的介绍，赞叹声不绝，在确认参观者被这些学术化的数据震撼到之后，崔永元说，“刚刚（理事会上）有些理事提出，可以做个30年的经历，采访完了马上播出，我们哭笑不得。做片子、挣钱，我们生下来基本就干这事，但是，不能影响正事。”
监事吴卫军说，“口述历史”全盘商业化，他反对，但也不能纯粹采集存储，他提出将项目分开，一面做大众产品，自我造血，扩大影响力；一面坚持纯粹的、公益的“口述历史”收集。
崔永元对此并不乐观，“他们没直接做过纪录片，还是有点合理想象，觉得因为这是稀缺资料，可能社会需要得不行，你看现在网上电视上都是什么节目啊，这些东西是没有什么商业价值的。你没办法跟那些娱乐节目比。”
如果社会企业或股捐的方案可行，崔永元的反对票或许根本不用投，又或许，投了也没用。好在吴卫军已经建议，补充“口述历史”方面的专业人员担任理事或监事。
“做事还是挺胆小的”
崔永元的父亲曾是团政委，三次负伤。他从小在部队大院长大，院里七十多个孩子，大致平均分两派，凭借“小恩小惠辅以政治思想工作”，他成为一派的头头。“你一定得想办法混到这里面的那个头，你就能制定规则，如果你就是一个跟着玩的，你就只能尊重人家的规则。”
崔永元觉得，永源基金会要成为标杆，才有机会去改变一些事情，他不想随波逐流。
基金会刚成立时，可以有3亿进账，他没要。“说实在话，你想贪，你想放在自己兜里，你想拆东墙补西墙，你想不认真，有多少钱你都能花出去。” 按规定，公募基金会每年要支出上一年总募款额的70%，他知道，依法合规地花钱很难，他有一个新思路，“预算式”募款，按计划，花多少，募多少，“上浮个5%或者10%就行了”。他说这是他的“发明”。
崔永元说，“我有时候说话很理直气壮，但是做事还是挺胆小的，挺谨小慎微的，我觉得这样可能不大容易出事。”
“你要打擦边球，可不可以打？可以打，比如说从业的人员收入不高，承受的工作压力却不小于商业公司，你拿什么东西平衡？我们可以变着法地做一些补贴，但是在永源基金会没有，所有捐赠品的进出都有详细的清单。”李国武说。
不久前，捐方给“爱飞翔”项目的乡村教师每人一部手机，发放过程中丢了5部，因为参与的都是志愿者，无法查清责任人，也无法形成负责机制，只能由基金会的项目负责人按价赔偿。5部手机，4000元钱，一个月工资没了。
这是崔永元想解决的问题之一，他认为，中国做公益都在“烧年轻人的热血”，这不够先进。他希望公益从业者的收入都达到“中产阶级”水平，甚至更高，对他们，也不再是道德层面的要求，而是职业要求。
基金会成立以来，他没有对任何员工提出过“特别严厉的要求”或者有过些许“指责”。“实际他是特别好的一个人，也是特别简单的一个人，如果你都坦诚相见，就会跟他相安无事，如果你跟他耍心眼、玩阴的、玩坏的，他加倍还给你。”李国武说。
2012年年初，中国传媒大学与崔永元合作成立口述历史研究中心及口述历史博物馆，“口述历史”项目的执行团队归为传媒大学下属的二级单位——“崔永元口述历史研究中心”，名字虽与崔永元有关，但他却不在其中担任任何职务。如今，项目具体操作层面的事他也已经不再干涉，时间多了，他去东方卫视做了一档名为《东方眼》的新闻解读类节目，以最“笨”的方式创新。
崔永元在不断进化，更精准一点，或许是“自我革新”。
他胸前常挂一锦囊，囊中之物是一副老花镜，用来看书读报。接受采访的前夜，他睡得比较早。“三点之前，我看完了两本书，翻了大概20多本杂志。”
他说他学习、结交好的朋友，他总在思考，想明白了，就去做。他说他至今还非常不稳定，不稳定才是他的常态，他希望每个阶段都是真实的自己。
理事会结束当晚，在基金会的小食堂吃了饭，崔永元坐着跟大家闲聊，七八个人将他围在中间，他很放松，一脸标志性“崔氏坏笑”，抖着“包袱”。“有天我进来发现，从《实话实说》到《谢天谢地你来了》，都有人在这吃饭，他们也不知道我忽然进来了，然后每个人都说，哦，来看看‘口述历史’，我说你们不用找理由，同事一场，你们还敢到这来吃饭，就证明我这人还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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