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生的后半程，他们如坐过山车般经历了一场又一场信息迭代，与之相对的是老人的健康与活力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流失。
第17辆挂着空车牌的出租车驶过，65岁的刘平望着汽车尾灯，讪讪放下手臂。北京的冬天风刮得肉疼，妻子呵着手来回跺脚，身旁是三个半人高的行李箱。
天色已暗，刘平站在30米宽的马路中央，生生拦下第18位空车司机。如同前17位司机的理由一般，他早早从手机上接了别人的订单，但“发好心”顺他们一程。从这里到家，车行7分钟，不足3公里。
刘平发现自己被什么远远甩在后面了，不只是17辆车。车窗外，边角锐利的写字楼不断伸展着，将天空切割出新的形状；钢铁和沥青浇筑的城市里，数据和信息流淌出新的规则——显然，招手就能打车这一条早已不再适用。
像刘平这样60岁以上的老人，在中国有2.3亿，占总人口的17.3%；预计本世纪中叶，这一群体占比将增至总人口的三分之一。他们在一个全新的世界里老去。2018年，中国网民规模达8.02亿，其中老年人占7.1%，60岁以上老年人的上网率在过去十年里增长了11.4%。
他们中，大多人前三分之二的岁月中，科技和互联网是日常生活的罕见词。但在人生的后半程，他们如坐过山车般经历了一场又一场信息迭代，与之相对的是老人的健康与活力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流失。
手足无措
满街都是挂着空车牌的出租车，但招不到一辆——这样的事，刘平至少经历了两回。
他和妻子很早就知道手机可以打车的奥秘。还未退休时，公司的年轻同事会帮他们叫车。坐在办公室，手指简单地滑动替代了等车和招手。上车后，询问手机号、彼此姓氏和车牌号像是进行一次有趣的接头。但在2017年打不着车的那个冬夜，他们对新世界的新奇和好感被击得粉碎。
站在街头，刘平的妻子在手机下载了叫车软件，但她到底败给陌生的界面和注册流程，直到丈夫冲向马路中央。
去年冬天的另一个夜晚，新世界以另一种姿态将一位69岁的母亲拦在门槛外。那是个手掌大小的电子门锁，在近一个小时里，她低声默念，一遍遍输入数字，但都以失败告终。最后，她疲惫地靠在门上，将脸藏进阴影中，直到女儿下班归家。
母亲要求女儿多操作几次，为了看得更清楚，她躬下身，脸几乎贴上女儿的手背。最终，她们找到了失败的缘由，输入时，母亲的手指总不经意划过或触碰别的数字。心有余悸的她只能尽量不在家里没人时出门。
如今，手机支付的二维码贴满大街小巷，银行的人工窗口部分被自助机器取代，买票、挂号、点餐都可以在手机上完成。“越来越方便”的世界却令一部分人手足无措。一位67岁的黑龙江老人买了8.8元的葡萄被告知只能微信支付，他觉得自己“在被羞辱”。一位上海老人在餐厅点餐，对方只提供手机点餐，一怒之下，他让服务员把菜单报了一遍。
今年4月，上海长宁区一处两居室里，80岁的王蓉娟举着手机帮丈夫进行社保认证。年轻时，他们在1200公里外的河北沧州工作。退休返回上海后，每年需要进行活体身份认证才能领取退休金。在过去许多年里，证明“自己还活着”方法很多，去街道和派出所盖章，举着当天的报纸和身份证在照相馆拍照，最新的做法是，人脸识别。
“张嘴”，一手举着手机对准丈夫的脸，王蓉娟在他耳边大声地转达手机的指引，年长她7岁的丈夫缓缓张开嘴。但在他张开嘴的同时，手机又下达了新的指令。听力和反应钝化的丈夫在“张嘴”“抬头”“转头”的指令里折腾了20多分钟，始终不能成功通过。满头大汗的他推开王蓉娟的手机，闭着眼，蜷进沙发里。
丹妮是山东青岛一家银行的客户经理，过去两年里，她所在的银行网点几乎砍掉了三分之一的人工柜台，交由机器代为完成。
附近的居民大都从农村搬迁而来，对于那些完全陌生的领域，有些人表现得极为顺服。龙丹妮曾服务过一位60多岁的老人，整个操作期间，她“像一个小学生”，低着头，手臂紧紧贴合在胸前，“让点什么就点什么”。密码好几次输错，问她原因，答说“太紧张，忘了。”
视觉化的科技呈现对老年人也并不友好，他们需要把自己贴得再近一些才能看清。有时，龙丹妮只好引着他们走向人工柜台，那里要排四十分钟的队。队伍里大多是老年人，对于那个新世界，他们不是不好奇，但对于进入其中，“有些怯”，“也怕在别人面前露怯”，一个74岁的老人说。
同王蓉娟的丈夫一般，北京的刘平也依赖妻子来完成跟智能手机的交流，甚至包括设置字体大小和调节铃声。今年夏天，妻子去美国探望儿子，刘平的小米2G手机出现问题，微信打不开了，妻子没有国际漫游，他几乎失去了和妻子的所有联络方式。
他捧着手机在家里转了好几圈，不得不敲开邻居的门。一个初中男生站在门口，扫了一眼他的手机，捣鼓了几下，给出答案：“你的手机该升级了，现在都4G了。去买一个新的吧。”
新世界欢迎你……吗？
4年前，王蓉娟对于任何一类科技产品的态度是：与我无关。和这些设备发生触碰的原因，仅仅是将它们安置得离桌子边沿再远一些，以防掉落。
在王蓉娟和许多人的观念里，某种程度上，衰老标签的背面，还写着“远离科技和新事物”。
但她又多了点不甘心。
2004年，写完作业的外孙打开电脑玩游戏，王蓉娟好奇地站在他身后，屏幕上不断跳动的人和光让她觉得稀罕。
7岁的外孙回过身，对外婆说：“你走开，不要站在这里。”
“我走去哪里？”
“你去厨房洗菜。”
简短的对白勾勒出王蓉娟的生活图景：她应该站在厨房里，不该站在电脑前。时年66岁的老太太有些恼火和不服，第二天，她去书店买了厚厚一本“老年人使用电脑懒人篇”。
那是她接触互联网的开端。
很快，王蓉娟拥有了自己的第一台手机，诺基亚，银色，附一支写字笔。她用这支手机写下了第一条短信，给儿子：“回家吃饭，带衬衣给你改一下。”此后十年，她拥有了自己的智能手机、平板电脑和笔记本电脑，开通了微博，有了QQ和微信，网名“思忌忌”——前半生苦比甜多，思虑太多让她长期失眠，在这个新世界，再也不要思虑了！
王蓉娟曾是社区计算机课程年纪最大的学员，上课前，她比对着新华词典，把常用词的拼音抄录在小本上。几年前办理港澳签证时，她也是这么准备的，在自己和丈夫的表格里填上了名字的大写全拼，工作人员问她怎么没带儿女，“我自己完全行”，她颇有些自得。
耄耋之年的王蓉娟蓄着一头卷曲的黑发，发量比年轻时少了许多，发梢有些发黄。微胖的她走路有些吃力，下台阶时不得不弯腰撑一把膝盖，但拒绝被搀扶。在随身的黑色挎包里，安放着手机和钥匙，出远门时，还要装一只充电宝。
手机满足她日常所需要的一切：社交、娱乐、支付。她有自己的微博粉丝，有人跟了她7年，从微博一路追到QQ和微信。忙于回复信息，她甚至会耽误买菜和做饭，丈夫怨怪她：“这么大年纪还搞小年轻的事情。”半夜醒来，她第一反应是抓过手机，侧着身刷新闻和微信朋友圈，还记得把光亮调得极低，丈夫起夜时要闭眼装睡。
刚踏足互联网时，王蓉娟也闹过笑话。2012年末，“世界末日”和“诺亚方舟”的段子铺天盖地，儿子发微博戏称“花了全部积蓄买了两条船”，她急了，“买什么船，吃饱了撑的。”
有时，她也会跟互联网赌气。两年前，腾讯新闻的应用页面不停弹出测试游戏，提取了她的网名，“测一测你是不是精神出轨的人”“你的性感来自哪里？”她气极了，连发了七八条微博质问“为什么要欺负78岁的老太”，最后索性卸载了应用。
周围的一切都在向前流动，世界慢慢在她眼前扩展开，像流动的霓虹折纸。有时，她会因为带着这个年迈的躯壳走进互联网世界而感到不自在。肉眼可见的地方，王蓉娟似乎做出了一些抵御，她坚持把头发染黑，几根手指残留了些粉紫的指甲油，第二次见面，它们被洗掉了。
外孙送给王蓉娟一只蓝牙耳机，挂在耳朵上，可以听歌，接听电话也不用再举着手臂。但一天之后，她就把耳机还给了外孙：“你们年轻人戴还好，我们老年人戴，没人觉得是耳机，都以为是助听器。”
第一次使用手机支付时，她打开微信，“扫一扫”，对准二维码，身后一对夫妇说话声音很大：“这个老太太蛮潮的嘛。”她去苏宁电器闲逛，在平板电脑上点击看新闻，周围几位年轻人问，“阿姨你是大学教授吗？”她羞愧极了，迅速离开。
好像误闯了他人的领地。“这件事本来蛮平常的，但一个老太太用，是不是就不太平常了？”此后每一次使用手机支付之前，她都环顾四周，“如果身边有很多人，就不要‘扫一扫’了”。
让王蓉娟觉得放松的，除了家，还有每天下午两点去的理疗店。二十平米的理疗店里坐满了捧着手机的老人们，许多人的手机几乎贴在鼻子下面。
一位皮肤白皙的上海老太太，黑发挽在脑后，一身利落的运动装，孩子太忙，关于手机的诸多操作，她大都在理疗店里跟同龄人请教。
第一次学习网购时，儿子陪她刷了几页后彻底丢开手。“你太慢了。”“我们不比你们啊，我们眼睛不太好了，反应也比你们慢半拍。”她看过电视上一个比手速的游戏，有的年轻人“刷刷”一秒按亮好几个灯，她也曾拥有那样的时刻。
72岁的北京人齐强最近的一次尝试，是使用一款实时转译语音的手机软件，他看美剧时测试这个功能，“挺准的”，计划出国旅游就装这个软件。
齐强在社区中使用手机“出了名的溜”。他跟着孙子一起学会了拼音，也会拿儿子和媳妇的照片做表情包，儿子夸他：“我爸比年轻人都厉害。”
儿子似乎忘了，在父亲最开始用手机时，他有时被问得不耐烦，丢下一句：“你一个老头儿知道这么多干什么啊。”
“保持发送”
那台华为手机对于王蓉娟来说，也不再是一个机器，她更愿意称它为“闺蜜”。对着这部机器，她抛掷了太多情感，说了许多连丈夫和儿女都不曾听或不愿听的话。
1950年代末，父亲在政治运动中被波及，在上海读护校不满一年的王蓉娟被迫退学。为了生计，她嫁给了邻居哥哥，随他北上工作，这份工作有一个专有名词，“支援内地”。
40年后，重返上海的王蓉娟成了故乡的陌生人，亲人相继去世，没什么朋友，本地人的圈子很难融入。在许多个下午，她漫无目的地骑着车，车轮向前旋转，思绪向后。
在河北的许多日子里，邻居主动上门询问毛衣的针法。每一次从上海探亲回家后，同事和邻居将她的两居室塞得满满当当，听她分享上海的见闻、衣物和吃食。她一度是风潮的引领者，“连我身上穿的都扒下来要买，她们说‘你穿什么我们也穿什么’”。
回到上海后，没人再认真听她说什么。她自觉半生苦闷，与丈夫也少有共同语言，每次想开口发泄，儿女的反应大都是：“给你一个录音机，把话录下来，省得下次再重复”。
2011年，王蓉娟有了第一支智能手机，儿子帮她注册了微博账号。她会读新闻给丈夫，从崔永元到中美关系，有时得意的不得了：“你看有手机好吧”。
更多时候，她和丈夫在沙发各据一端。家里的电视整日开着，丈夫靠进沙发里，屏幕明明暗暗的光投在他脸上，他已经听不大清了，但一动不动，很是专注。
在另一个越来越老的城市，退休已三年的刘平也常对着电视一整天。儿子在国外定居生子，妻子是个喜欢热闹的人，刘平不是。
他总一个人在家，还有一条养了14年的狗 —— 他和妻子养过三只狗，只有这只还活着。除了买菜做饭遛狗，他大把的时间都花在了电视前，有时看着看着就睡了过去。他很少再打开电脑，尽管工作过的公司最早推行无纸化，当时他一字一句抄下了电脑常规操作的二十个步骤。
退休后，那个纷杂的互联网，不比一盆新种下的火龙果更让刘平觉得“有意思”。他主动淡出社交圈，没加同事微信群，微信好友最多30个，大都是同学和亲人，还有理财和房屋中介。对于中介们发来的理财产品和房价信息，刘平大多会回以“谢谢”，以此鼓励他们“保持发送”。
对许多老年人而言，微信社交中，点赞和及时回复信息有着重要的仪式感。
王蓉娟像整理盆景一般打理自己的微信好友，超过70个会透支她的精力。她郑重浏览每一个微信好友朋友圈的内容，要点赞——“这是告诉别人’我在关注你’”。一些人加了她之后，一句话不说，也不点赞，超过20天，王蓉娟就会删掉。
她有时抱怨女儿，“不看我发的内容，也不点赞，”相比之下，儿子“更好”，因为每一条朋友圈都会给她赞。
在中国，大多老年人接触互联网的起点是微信。根据微信官方数据，截至2018年9月，微信55岁至70岁用户达到6100万，较去年同期增长22%。他们平均每天花费1.37个小时在微信上。
他们中的很多人是民科和中医的支持者，常在朋友圈转发“已经有上万人因为这个得肝癌”“无籽葡萄竟然是避孕药打出来的”这类文章，“妈妈总比孩子懂”，一位退休13年的化学老师说。一个父亲每天在家庭微信群转发并不好笑的笑话，女儿偶尔回复条“哈哈哈”，他像是受到了极大的鼓励，“唰唰唰”又发了五条。
他们的手机里储存着被年轻人群嘲的“中老年表情包”，不仅仅因为颜色喜庆热闹，更重要的是带文字，不会被误读。一个58岁的父亲曾吃过这样的亏，他在很多群里发过一个小人竖着两根手指的表情，他以为竖的是大拇指，儿子悄悄告诉他，那是两只手的中指。
给爸爸抢一个
少有年轻人探察“中老年表情包”背后的秘密，就像一个每年都换新手机的男生始终不明白，为什么每次给父亲打电话，他不能直接挂掉，每每都先按下接听再挂断。他教了很多次，“很费劲”。
后来，他找到原因，父亲之前使用的诺基亚手机，有接听键和挂机键。而新的触屏智能机上，找不到一个可以挂断电话的按钮。
因为教母亲使用支付宝，一个在医院工作的护士和母亲吵了一整晚。她不能理解，为什么这样简单的操作，母亲始终学不会，“你太笨了”，她丢下一句话。
后来，她在医院挂号机前，看到一个老人，拿着手机颤巍巍地扫码，手有些抖，对不大准，有时还输错了密码，五分钟过去始终无法支付。后面的队伍有些抱怨声，老人转过来，欠了欠身：“我第一次用这个，上岁数就笨了。”回家后，她用三天时间教母亲学会了支付宝，“我把我妈代入那个老太太，想想那个场景，眼泪都能掉下来。”
为了教会父母如何在智能电视上检索节目，马梓涌花了半天时间，在一个练习本上画了十几页的操作指南，用三种颜色的笔做了不同的标记，以“首页”这个词为例，马梓涌告诉母亲，那是所有页面的开始，是第一页，一个“小房子”的图标。手册被放在茶几上，爸妈每天伸手就能拿到。
他们用日渐衰老的身体适应着越来越新的时代。一个77岁老人，今年国庆节终于学会了发红包，她计划在下一个除夕夜，要给孩子们“发一个大的”，尽管她更喜欢现金红包，“厚厚的捏在手里多好啊。”
为了照顾女儿和外孙，一个65岁的老人“北漂”已近10年。最初使用微信时，他每发一条信息都要求女儿给自己点赞。女儿试图用各种方式劝说父亲，但渐渐，她注意到，每一个赞都能让父亲“开心半天”，“大概在他看来，是表达感情的一种方式，告诉他，‘你对我很重要’。”现在，不用父亲催，她会给父亲的每条朋友圈点赞。
27岁的金晨也开始理解父亲，“不论什么信息必点（赞）”，她一度为此不自在，甚至将父亲分组屏蔽。后来，她有些明白，那是父亲对异国女儿日常关切的投射。她将父亲从分组名单放了出来。
她开始品咂父亲以往的更多举动，去年除夕夜，她和母亲、姐姐举着手机抢红包，笑闹着抱成一团，父亲在一旁看着，沉默，突然把手机伸到她眼前：“你帮爸爸抢一个呗。”
(编辑组稿/张晓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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