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货膨胀是发展中国家长期面临的重大问题。当前由于疫情及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调整、俄乌冲突供应链紧张，全球范围内的通货膨胀又一次牵动着广泛的关注。即使是欧美一些发达国家，其通胀率达到数十年内新高。相比，经济本身脆弱的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困难就更加突出。如何看待通胀的产生和传导，是了解发展中国家长期面临发展困境的重要视角，也是未来国际合作共同应对通货膨胀挑战的重要内容。
通货膨胀直接意味着资产缩水。通货膨胀直接是和物价水平相关的一个概念，通货膨胀更多被描述为物价上涨，就是本币贬值，直接反映在普通民众、企业购买力下降、政府的投资能力缩水等。在通货膨胀背景下，国家以外汇计价的资产会缩水。从不同视角看，造成通胀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可以从货币发行量角度解读为货币超发，也可以从商品供应认为是供应不足，或可以从国际经济交流活动中认为是本币国际使用能力的不足，用来采购必要设备甚至消费品的能力严下降。通胀情况下，一国资产的实物形态并没有变化，但是计价或交易价格却发生了贬值，同样的本币却不能进口等量的货物，这些成本都将直接影响到国民的生计。可见，通胀是在所谓市场规律下发展中国家资产被周期性掠夺的表现。
发展中国家的通胀通常是输入型的。从国际合作特点看，很少有国家能够实现全产业的覆盖和可持续发展。由此，存在国际互补性合作，就必然要面对外部可能带来的冲击。其中，一个重要的联系纽带就是本币与外汇的汇率。这意味着提供世界主要外汇的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或国内经济政策调整，必然会给发展中国家带来本币币值的波动。当发达国家以提高利率等手段实施紧缩政策时，资本市场供给不足导致发展中国家的外汇“硬通货”流出严重，经济景气度下降，为了确保必要的就业和增长，发展中国家通常会采取宽松的货币或财政政策刺激经济进而导致通胀；而当发达国家通胀时又直接推高了制成品的价格上涨，进而带动发展中国家国内消费品价格上涨，成为国际经济资本流动过热的买单者。另外，在国际资本流动性充裕的过程中，发展中国家会选择投建很多新项目，在相关投资未能产生经济效益的背景下，一旦发达国家认为自身经济过热并进行货币政策调整，发展中国家就会面临巨大偿还压力，最终不得不导致项目出现“烂尾”或搁置，甚至出现债务偿还危机。可见，无论是发达国家紧缩带来的资本价格上涨，还是宽松带来的产品价格上涨，都会给发展中国家带来通胀，而前者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的通胀更具有责任推卸的隐蔽性。
“牛病了给鸡打针”是国际治疗通胀的常用做法，国际通胀的全球治理最应该着力点是提供主要外汇流通的国家。“牛”通常用来形容资本市场的上涨如虹，长期以来提供国际资本的主要是发达国家，也是资本获利的主要国家；而中国的俗语中讲“属鸡的命，刨一爪子，吃一嘴子”，将鸡来比作发展中国家的辛苦生计或通胀下的入不敷出，这对关系描述国际通胀治理是一个有趣的比较。资产缩水对任何国家的普通民众都是一种伤害，但不同发展水平国家的民众对通胀的痛感是差异很大的。在全球化联系日益密切的情况下，可以看到引发通胀的危机在不断发生，且频率加快。严重的通胀或恶性通胀，不仅直接体现在国际经济合作中债务偿还危机，关系到一个国家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关系到民生的菜篮子和米袋子安全问题。从长远看，如何尽可能地降低一个经济发展水平落后国家的通胀，不仅关系到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也关系到国际社会的治理方向。由此，治理全球性通胀或解决发展中国家的通胀带来的问题首先应该关注提供主要外汇流通的国家。
货币的流向是衡量一个政府性质的重要视角。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国民而言，更多情况下容易将国内的通胀归责于政府行为和责任，这是不客观的。不考虑一国生产与国际流通的关系，仅从政府对于通胀的“责任”角度看，财政、货币政策是影响通胀的重要因素，但客观上，就政府政策选择的正确性看，任何一个政府，做到全面精准把握内外形势百分之百地降低通胀的可能是微乎其微的，这是由其经济的国际合作特点决定的。强调政府应对通胀的能力有限性并不是为某个政府政策的判断存在“失误”开脱，而是需要选择一个理性的视角看待政府在应对通胀方面的作为和不作为。其中，超发货币的流向就是一个重要视角，如发展中国家通过财政和金融宽松政策，是为实体经济发展而注入活力，那则意味着生产能力的提升增加和基础设施的不断改进；亦或通胀是因为汇率的贬值和外汇流出加剧等。相反，如果一个国家因为不断穷兵黩武，增发货币用来投入到战争不断消耗的武器制造业，则国民财富的消耗是在造富是个别行业或利益集团。国际治理角度看，之所以有大国不断干预地区安全事务甚至持续挑起战乱，就是因为利用自身货币的国际性让其他国家为其行为买单，从此角度看，通胀就是国家间财务转移的一个重要而隐性的手段。
从“稳定物价保障供给”、“平衡财政收支”到“保障供给服务实体”反映了中共不同发展阶段应对通胀的理念。通胀在中国也是常发的，但并没有演变为持续的恶性通胀，并不断地转危为机。在历次应对通胀中，可以看到如下特点。其一，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就高度重视经贸平衡通胀的原理利用。如1941年8月6日毛泽东给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副书记、中共陕甘宁边区政府党团书记、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谢觉哉的关于财经建设基本方针的信中就针对当时边区的贸易指出：“盐为达到出入口（边区进出贸易）平衡之唯一的或最主要的办法”，这是可用来换取边区棉、布等必需品的关键。“出入口问题一解决，则物价、币价两大问题即解决了。” 其二，建国后以艰苦奋斗来应对通胀开展积累。在自身积累严重不够的条件下，建国后中国所经历的大规模项目建设放在任何一个国家都大概率会引发严重通胀。为应对这一挑战，中共所实施的政策是与民同甘共苦，积极改善收支平衡和控制物价。其中代表性的有1950年6月6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所作的“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作斗争”报告。改革开放前，“保障供给”是中国广大“供销社”都在张贴的标语，在商品生产能力严重不足又要开展一系列重大建设项目的背景下，通过包括特殊票据的发行，确保了人民基本生活需要的供应，同时也有效地完成了工业化初期的资本和产业积累。其三，改革开放过程中，针对不时出现的通胀，中共充分发挥政府调控作用，多措并举调控市场维护物价，确保了改革的不断推进和航向的稳定。其四，新时代以来，中共更加重视金融业在防范通胀中的作用，强调把握好金融本质，避免发展“脱实向虚”。如习近平2019年2月22在中央政治局关于完善金融服务、防范金融风险的集体学习会议上就强调，强调要深化对国际国内金融形势的认识，正确把握金融本质，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平衡好稳增长和防风险的关系，精准有效处置重点领域风险，深化金融改革开放，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坚决打好防范化解包括金融风险在内的重大风险攻坚战，推动我国金融业健康发展。
应认识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通胀理论的应用有很大差距。特定视角看，通胀是同经济过热相关的。由此发达国家将通胀水平作为衡量社会经济是否过热的一项主要指标来进行货币或财政政策的调整。但这种情况对发展中国家并不完全适用，其背后是主导产业的结构性差异和发展水平的差异。相比于发达国家高度关注资本、技术市场，发展中国家则更多关注初级产业或基础设施建设，这是吸纳劳动力的主要领域。因此，如果按照发达国家的通胀经验主导进行发展中国家的政策调整，则是将主动附和发达国家主导的经济周期，最终很难规避可能到来的风险。中国应对通胀的经验表明，发展中国家在实现经济高质量自主发展过程中同输入型通胀压力的斗争是长期的。这也是广大发展中国家长期面临的问题。要实现健康稳定的高质量发展，就需要共同推进国际经济秩序的健康发展，同时要充分协调好节约、储蓄和投入的关系，在防范风险的同时积极提升国家生产能力的现代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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