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首创！深圳立法关注生前预嘱，让生命有尊严地谢幕！日前，深圳市七届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医疗条例》修订稿，多项政策全国首创，一经公布即得到社会各界广泛关注。
据了解，《深圳经济特区医疗条例》是自2017年1月1日起施行的全国首部地方性医疗法规，去年起深圳对该法进行修订。修订后的《条例》出现“医疗机构应尊重患者生前预嘱”“民营医院不得随意增加服务项目”“打通中西医同时执业的‘壁垒’”“率先赋予专科护士‘处方权’”“港澳医师可在深圳‘多点执业’”等亮点，不少条款都属于全国首创，将于2023年1月1日施行。
近日，深圳市人大召开法规解读会，首次对修订后的《深圳经济特区医疗条例》（下称《条例》）进行公开解读，并对“生前预嘱”等热点进行了回应。
推动“生前预嘱”首次入法，让生命有尊严地谢幕
此次深圳新修订的《医疗条例》，对于“生前预嘱”设置了专门规定，引发坊间广泛关注和热议。根据第七十八条规定：
收到患者或者其近亲属提供具备下列条件的患者生前预嘱的，医疗机构在患者不可治愈的伤病末期或者临终时实施医疗措施，应当尊重患者生前预嘱的意思表示：有采取或者不采取插管、心肺复苏等创伤性抢救措施，使用或者不使用生命支持系统，进行或者不进行原发疾病的延续性治疗等的明确意思表示。
对于该项内容，深圳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林正茂回应称，有三个要点值得注意：第一，特别强调在患者不可治愈的伤病末期或者临终时。“这是个医学判断，不是自己认为或者是别人认为，而是由医疗机构作出的医学判断。”第二，是否采取什么样的医疗措施，并不是不采取医疗措施。“它实际上是限于采取或者不采取插管、心脏复苏这种创伤性抢救措施，使用或者不使用生命支持系统，进行或者不进行原发疾病的延续性治疗等。”第三，对于患者的生前预嘱，医疗机构应当予以尊重。“不等于是一定要按照生前预嘱来执行，首先患者他可能会对生前预嘱进行反悔，这个时候撤回原先的决定，也是尊重他的意思。”林正茂强调，最终决定权还是要依法取得患者或者其亲属意见。
关于患者生前预嘱意愿的真实性，深圳卫健委相关负责人表示，《条例》对生前预嘱的形式和方式，都作出了明确要求。内容上，必须要有真实的意愿表示；形式上，要求有公证或者经两名以上见证人见证，见证人不能是参与治疗的医疗卫生人员；其次，要求以书面或者录音录像的方式，有患者签名以及注明时间等，来确保患者意愿的真实性。
打通中西医同时执业的“壁垒”，允许“跨界”注册
除了备受关注的“生前预嘱”等话题，《条例》此次还针对中西医“跨界”注册、医疗结构检查检验结果互认等内容进行了规定。据了解，在我国“中西医并重”的基本方针下，有不少医生开始跨界，走“中西医结合”路线，有“西医”考取了“中医”资格证，也有中医考取了临床医师资格证，但在进一步注册医师执业证书时，却只能“二选一”，西医或中医，只能有一个。
会上介绍，修订后的《医疗条例》在全国首开先河，通过变通《医师法》《医师执业注册管理办法》相关规定，适当扩大了医师注册的执业范围，允许取得中医类医师资格证书的临床医师申请增加注册中医类别专业作为执业范围；允许取得临床类医师资格证书的中医医师申请增加注册临床类别专业作为执业范围。
同时，对《医师法》规定的关于医师增加执业范围的内容予以细化，明确参加专业培训，并经市级以上卫生健康部门考核合格的，可以申请增加注册同类别的相应专业作为执业范围。
借鉴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做法，率先赋予专科护士“处方权”
近年来，“专科护士”开始在中国兴起。他们有某一方面的独立专长，可以像医生一样，独立出门诊。但是，他们又没有“处方权”，出门诊时，还得找医生给病人开处方。
新修订的《医疗条例》借鉴欧美发达国家的做法，在全国率先赋予护士一定的处方权，可以开具检查、治疗、外用药的“处方”。新条例第六十四条规定，取得专科护士证书的护士，可以在护理专科门诊或者社区健康服务机构开展下列执业活动：开具检查申请单、治疗申请单等；开具外用类药品。
符合互认条件，医疗机构不得重复检查检验
会上介绍，为维护患者合法权利，《条例》提出，医疗机构应当通过市卫生健康信息化平台共享医学检验检查结果，对属于互认范围的医学检验检查结果，且能提供规范完整的检验检查报告和相应影像资料的，在疾病周期性变化规律时间范围内，经执业医师评估应当予以互认，不得重复检验检查。
据悉，今年3月1日起，由国家卫健委等四部门联合印发的《医疗机构检查检验结果互认管理办法》开始实施。《办法》明确医疗机构应按照相关原则，开展检查检验结果互认工作。此次《条例》修订意味着，深圳落实医疗机构检查检验结果互认，有了立法的护航保障。以往每换一家医院就要重复再做一次检查，这种极大困扰患者的问题，将得到更有力的解决。
建立生前预嘱制度，让患者在生命最后关头捍卫自己的尊严
生老病死是不可逃避、不可逆转的事实，但是追求有质量的生命，顺其自然走完这一生，是我们可以选择的一种生活方式。生前预嘱作为一种患者在健康状况良好且意识表达清楚时的理性选择，可以使患者做到对自己和家人负责，在最大程度上减轻死亡之前的痛苦，在生命最后关头捍卫自己的尊严。
在公证实践中，时常会出现当事人希望通过设立生前预嘱的方式，让自己在患有不可治愈的疾病时能够自主选择采取何种治疗方案，以在临近死亡时维护自己的生命尊严。但由于之前生前预嘱并没有得到立法层面的明确认可，生前预嘱的执行力也无法得到确切保障，当事人最终只能暂时放弃这个想法，另外谋求别的方式。
据了解，为了使患者本人的意愿得到充分尊重，保证当事人生命权和生命尊严，同时减少患者承受不必要的伤痛，近日深圳市七届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表决通过的《深圳经济特区医疗条例》首次将“生前预嘱”写入地方法，由此深圳成为全国第一个实现“生前预嘱”立法的地区，深圳人自主决定疾病终末期的医疗措施有了法律保障。此举不仅属全国首创，而且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生前预嘱具有法理基础
生前预嘱（Living will）是指人们事先，也就是在健康或意识清楚时签署的，说明在不可治愈的伤病末期或临终时要或不要哪种医疗护理的指示文件，即人们在意识清楚情况下通过单方签署声明书或其他关联文书的方式，表达出在自己生命末期的时候所希望接受的医疗护理方案的意思表示。国内采用的生前预嘱文件内容一般包含有“我的五个愿望”，分别是“我要或者不要相关医疗服务”“我希望使用或不使用生命支持治疗”“我希望别人怎么对待我”“我想让我的家人和朋友知道什么”“我希望谁帮助我”。建立生前预嘱制度能够使人们更加有尊严的、从容地离开人世。
生前预嘱在发达国家比较普遍，也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一种体现。传统医患关系中，患者往往不参与决定自己最终的医疗方案，都是由患者亲属与主治医师进行商讨。如今患者可以自主选择如何更有尊严、更加体面地离开，这意味着一种更加理性的生死观正在形成。深圳此次率先在全国建立“生前预嘱制度”，让临终抢救的方式不再单单只由患者家属决定，体现了深圳在人文关怀特别是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增强老年人幸福感、尊严离世方面，走在了全国的前列。建立在患者知情且明确表示同意上的临终“决策”，对患者及患者家属，甚至对医护人员来说都是一种通过合议寻求最佳离世方式并减轻各自心理负担的极佳选择。正如深圳市生前预嘱推广协会会长李瑛所言：“很多人走到生命的‘最后一公里’时意识已经不清醒了，重大的医疗决策只能由医生和家属来决定，如果有生前预嘱，对于医生和家属做相关决策都很有帮助”。
生前遗嘱也具有法理基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四十三条规定：具备下列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一）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二）意思表示真实；（三）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第一千二百二十条规定：因抢救生命垂危的患者等紧急情况，不能取得患者或者其近亲属意见的，经医疗机构负责人或者授权的负责人批准，可以立即实施相应的医疗措施。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医务人员应当充分尊重患者的意愿，患者于意识清楚之时做出的意见表达，可以作为紧急情况下医务人员采取医疗措施的参考依据。不可否认，传统文化中一些对死亡问题的忌讳思想是推广生前预嘱的最大障碍之一，但是我们也应该明白，生前预嘱的应用对于保障基本权利及推动社会发展方面有着巨大作用。鼓励人们从自己的实际情况出发，作出更为客观和理性的判断，通过避免无谓抢救的方式减轻病人痛苦，也有利于减少宝贵医疗资源的浪费。
二、建立生前预嘱制度的意义
（一）避免过度治疗，树立更加理性的生死观
不遗余力地抢救，很可能导致无穷无尽的医疗资源被消耗，而患者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还在不停地受苦遭罪。虽说生老病死是不可逃避、不可逆转的事实，但是追求有质量的生命，顺其自然走完这一生，是我们可以选择的一种生活方式。生前预嘱作为一种患者在健康状况良好且意识表达清楚时的理性选择，可以使患者做到对自己和家人负责，在最大程度上减轻死亡之前的痛苦，在生命最后关头捍卫自己的尊严。但需要注意的是，在得到家人、朋友以及医生的建议之后，在作出重大决定且签署生前预嘱之前，一定要排除干扰，避免作出非本人真实意思表示的选择。为了避免日后家人之间不解和纷扰，可以将自己的生前预嘱或者真实意愿告知家人，并寻求医务人员的帮助。
（二）减轻患者家属心理“罪名”，避免出现道德绑架
在一些人的传统观念中，竭尽所能无休止地挽救患者生命，是近亲属应尽的“本分”。在患者生命垂危之际，患者已经不具备表达自己意愿的能力，如家属不选择及时抢救，增加患者在世的时间，很可能陷入悲痛且自责的境地。生前预嘱制度的确定，不单单是从法律上保障了患者自主选择的权利，同时也能从某种程度上减轻病患家属情感上背负的“不道德、不人道”的罪名。减轻对于死亡的忌讳心理。尊重患者思维意识清醒时所做出的理性选择，放弃一些无明显积极意义的抢救措施，不仅能使患者更有尊严、体面地离开，也能使家属在养老送终时不必背负巨大的心理压力，避免生死决策时的“进退两难”，减少不必要的家庭经济支出。
（三）缓和医患关系，减少医护人员的心理压力
生前预嘱制度使医护人员可以在患者真正到了生命末期的时候，根据患者本人意识清楚时填写的意愿进行下一步的医疗安排，这既是对患者自主决定权的充分肯定，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让医护人员有“踪”可寻、有“法”可依，在保证自身权益的基础上帮助患者更平静地走完生命的最后一段路。如果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医护人员可能会陷入进退维谷、无所适从的境地。如今“生前预嘱”被写进《条例》，对医护人员也是一个巨大的保障，同时也能使有限的医疗资源留给更有需要的人。生前预嘱的确立应当是患者、家属、医生进行充分沟通之后的结果。在这一过程中。医护人员充当的是沟通者的角色，运用自身丰富的专业知识及医疗技术水平，结合患者的实际情况，给出既符合患者真实意思表示又切合实际情况的医疗方案，充分保障患者权益。
（四）优化公证方案，满足申请人个性化需求
此次《条例》表决通过，也给生前预嘱在公证领域的运用提供了更多可能性。公证机构依照法定职权和法定程序，在规定范围内开展公证业务和相关法律事务，对当事人的公证申请进行审查，并以特有的方式满足当事人的需求，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而生前预嘱作为一种单方声明的文件，如能结合意定监护协议、遗嘱等公证法律服务工具，公证机构可依此制定满足公证申请人个性化需求的公证方案。建立生前预嘱制度不仅有利于解决成年人尤其是老年人的养老送终难题，确保相关当事人能让信任的监护人行使监护职责，在自己失去生活自理能力后，生命质量仍能得到保障，也有利于使公证多维度参与社会治理，推动构建家庭和睦关系，降低诉讼成本及诉讼风险。
深圳生前预嘱推广协会：生前预嘱应在与亲友、医生甚至律师等充分讨论后再决定
“一般而言，我们建议生前预嘱要在当事人意识清楚地状态下，与家人、朋友、医生甚至律师等相关人士一起讨论，充分了解后再做决定，同时签署时需要有两个见证人，且见证人不能是参与救治患者的医疗卫生人员。” 深圳生前预嘱推广协会会长、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老年科安宁疗护专家李瑛解释，生前预嘱可以有很多形式，既可以采用书面，也可以录音录像。
李瑛说，安宁疗护实际就是在不可治愈的伤病末期或临终时使用，即病人经过可及的最先进的现代医疗病情仍无法逆转时，才会进行安宁疗护。但李瑛直言，并不是所有立了生前预嘱的病人都能进入安宁疗护。“安宁疗护的标准是，需要至少两位执业医师评估，并且绝不会对签署过预嘱的可救治的急性医疗患者（比如急性心梗、脑出血等）或未经过规范治疗的肿瘤患者等随意放弃原发病的治疗和抢救。”李瑛说。
对于“生前预嘱”的理解，禾正医院老年康复科主任闫巧焕则引用了美国医生特鲁多的一句话：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我们常常会在跟患者和家属沟通的过程中灌输这样的观念：医务人员与家属一样，都想拼尽全力地去抢救和治疗患者，目的都是想治愈疾病。但在疾病是不可治愈的情况下，我们就要尽可能去缓解患者的痛苦，提高他的最后生活质量。”闫巧焕说。
市民声音：“如果知道自己真的快扛不住的话，我会选择立‘生前预嘱’”
“如果知道自己真的快扛不住的话，我会选择立‘生前预嘱’。”深圳市民叶先生对深圳这一改革表示认同，他曾与母亲一起去探望一位患有癌症的朋友，看见朋友在医院痛苦的样子，母亲就曾私下对他说“如果将来我也碰到这种情况，没必要花钱救了，直接放弃治疗就行”。
“中国传统社会大多还是持‘尽孝心’的观点，如果在老人希望早日解脱的前提下仍坚持抢救，也是一种痛苦。因此，如果家人有意愿提前立‘生前预嘱’，我是不反对的。”但叶先生同时认为，“生前预嘱”相关的配套措施一定要跟上，特别是“患者最后一刻改变了想法该怎么办？家属的意见如果与病人的想法不一样该怎么处理？这些都还是要有明确的措施，来保障尊重患者自己的意愿”。
深圳市民洪女士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认为，推出“生前预嘱”是一种进步，能让患者最后时刻的生命更有质量。“癌症化疗、用医疗仪器维系生命体征等，对患者来说是个痛苦的过程。‘生前预嘱’给了患者选择的机会，能让他们更加从容和更有尊严地告别人生，圆满地画上生命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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