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9月16日，习近平主席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发表题为《把握时代潮流 加强团结合作 共创美好未来》的重要讲话。其中，就上海合作组织宪章签署20周年来，组织内国家共同探索出的新型国际组织合作与发展经验进行了总结，强调“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是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壮大的生命力所在，更是上海合作组织必须长期坚持的根本遵循。过去我们践行‘上海精神’取得巨大成功，未来我们还要秉持‘上海精神’一路前行”。回顾当前国际形势的新不稳定因素对国际合作带来的消极影响，结合中国长期积极支持世界开展广泛的符合各自需要的合作及特点，就会发现“上海精神”是二战后广大民族国家共同营造良好合作生态而开创的“万隆会议精神”的延续，与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分类的属性特征密切相关。
“三个世界”划分是毛泽东就冷战后期美苏争霸形势下关于国际阵营作出的判断。1974年2月22日毛泽东同赞比亚总统卡翁达谈话提出了“三个世界”的划分问题，提出第一世界是“剥削者和帝国主义者”，第二世界是“已经变为修正主义”的国家，第三世界那些曾处于帝国主义剥削压迫下的尚在寻求发展的广大亚非拉国家。同时，毛泽东也就三个世界的经济发展水平进行了描述“美国、苏联原子弹多，也比较富。第二世界，欧洲、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原子弹没有那么多，也没有那么富，但是比第三世界要富。” 随着冷战的结束，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描述，更多等同于发展中国家，而忽略了毛泽东对第三世界的属性特点。事实上，冷战后发展的历史表明，超级霸权国家依靠自己的强大武力和实力，在全球不断攫取利益的同时，也在积极打压其他两个世界国家的合作，其表现手法包括直接军事干预第三世界国家国内事务、拉拢打压第二世界国家对抗和制裁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等，继续扮演着国际合作生态的破坏者。
邓小平在联大代表中国政府对三个世界划分的系统阐述。在毛泽东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后，中国政府随即在联合国郑重阐述了关于“三个世界”国际格局划分的理论内涵。1974年4月10日，在恢复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后，中国政府首次派出了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为团长的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会上邓小平系统阐述了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第三世界立场”。邓小平指出“超级大国就是到处对别国进行侵略、干涉、控制、颠覆和掠夺，谋求世界霸权的帝国主义国家。”“妄图称霸世界”的美国和苏联作为第一世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和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作为第三世界，处于两者之间的发达国家是第二世界。妄图称霸的国家不仅“用不同的方式都想把亚非拉的发展中国家置于它们各自的控制之下，同时还要欺负那些实力不如它们的发达国家。”可见，划分第一世界和第二世界的标准是是否称霸，是否依靠霸权维护国家利益。在发展议题上，虽然第二世界国家的发展水平高于第三世界国家，但仍然是被霸权国家欺负的对象。反对超级大国的控制、干涉、威胁、剥削和转嫁经济危机，是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共同斗争使命。
从发展诉求看，当前对三个世界的划分并不过时。二战后全球范围内的民族独立斗争及之后长期的国际经济斗争，其实质是摆脱殖民统治或压迫的发展中国家寻求公平、公正的国际合作，希望在合作中实现民族国家的独立自主发展，让自己的人民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发展差距。但实际现实是，这个过程伴随了战后秩序的全部发展过程，至今仍没有实现。在维护公平、国际秩序的国际斗争中，“三个世界理论”描述了我们的合作对象和斗争对象。这种斗争推动了联合国多边治理的发展。但政治独立如果没有经济的独立自主支撑，就是一种独立的假象。如果从国际秩序的发展和基本原则的遵循看，“三个世界理论”仍是具有时代意义的。在纷繁复杂的国际事务中，国家间合作如何开展，“三个世界理论”仍是关系到根本的问题。
仍困扰世界的殖民遗产和发展差异问题注定了三个世界划分的长期性。正如邓小平当年所讲，“联合国成立二十九年来，举行专门会议讨论反对帝国主义剥削和掠夺、改造国际经济关系的重大问题，还是第一次。” 从当前看，全球发展中存在的众多问题仍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变。殖民遗产不仅仅是土地掠夺，更是殖民经济特点的深刻影响，同时，殖民者撤出时刻意遗留的众多领土边界、民族划分等问题仍时常发酵。特别突出的是，大多数国家在政治独立后并没有完成经济上的独立自主。其原因是，主权国家对于自己的发展权“说了不算”，以为时刻有教师爷出来以各种标准干涉。以近年来所谓备受西方热炒的“债务问题”为例，融资支持发展，债务方没有觉得出现问题，债权方也没有认为有问题，而第三方却不断强调有问题，并千方百计阻止债务方和债权方的合作。不让融资，又不得不时常接受强国货币政策调整的抽血，这不就是帝国主义全球剥削的新路径吗？不仅如此，针对一些地区或国家的历史遗留问题，超级大国还不断拉拢一些第二世界国家进行拱火，唯恐天下不乱，借以火中取栗。而一些国家却以为超级大国是在帮助其维护正义。
第三世界国家合作生态的基本特征是维护国际民主与公平发展。国家发展水平的差异，是决定三个世界划分的重要基础；但什么样的合作需要导向，更能体现出处于哪个世界的阵营划分。可见，维护国际民主首先要团结一起敢于向霸权说“不”。其次，第三世界国家合作，要能真正体现自己国家民生的发展需要。从国际组织层面看，一个国际组织或合作平台，重点关注的议题很大程度反映了它的性质。我们支持联合国，是因为联合国成立之后的相当长时间内，重点议题是众多民族国家的政治自决和独立。21世纪以来，联合国议题下，“千年发展目标”、“可持续发展”等议题，这都反映出了这个多边组织对全球性议题的关注。从国家层面看，作为第三世界国家，维护稳定基础上实现发展一直是最迫切的议题。霸权国家口口声声的道德标准并不真实反映发展中国家的迫切需要。正如邓小平在联大发言讲“原料和发展问题的实质，就是发展中国家维护国家主权，发展民族经济，反对帝国主义、特别是超级大国的掠夺和控制的问题。这是当前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反殖、反帝、反霸斗争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 2022年上合峰会上，突出强调维护“粮食”和“能源”合作的重要性，再次凸显了发展中国家的基本需求关注。这与一些国际组织大力强调军事合作，制裁合作等形成了鲜明的议题对比。
长远看，中国不作政治超级大国的承诺决定了中国将一如既往属于第三世界国家阵营。邓小平在联大发言中就向世界表明，“中国属于第三世界。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一贯遵循毛主席的教导，坚决支持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斗争，这是我们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中国现在不是，将来也不做超级大国。”并且指出“如果中国有朝一日变了颜色，变成一个超级大国，也在世界上称王称霸，到处欺负人家，侵略人家，剥削人家，那么，世界人民就应当给中国戴上一顶社会帝国主义的帽子，就应当揭露它，反对它，并且同中国人民一道，打倒它。”新时代以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外界对中国的第三世界“身份”有了质疑。对此，中国国家领导人一以贯之强调中国的第三世界属性。如2021年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开幕式的主旨演讲中强调，中国无论发展到什么程度，永远不称霸、不扩张、木谋求势力范围，不搞军备竞赛。中国将继续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无论是上世纪50年代万隆会议确立并长期指导亚非拉国家合作的万隆会议精神，还是“上海合作组织”所强调“上海精神”，都在强调国家间在平等、协商、互谅互让的基础上开展互利合作。如果说，毛泽东提出三个世界的划分是根据战后国际形势作出的国际阵营划分，是万隆会议精神的发展，那么“上海精神”就是中国一贯坚持的国际合作立场的新时代新发展。也体现出中共各届领导核心对维护良好国际合作生态的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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