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通过“民主”消除广义的制度性腐败，是一个被证明了有效性的重要经验。在“民主”推动下，民族国家完成了自决和独立，在“民主”原则下，现代法制成为全球通用的治理规则。但是，均强调“已经实现民主”的国家在其发展过程中，却因不同严重程度存在的腐败侵蚀着民众的公平发展权，影响着国家的健康发展。可见，反腐不仅是国家治理长期面临的问题，也是国际合作的重要内容。
“全过程人民民主”和自我革命的反腐，是十八大以来中共关于治国、治党的两个重要概念。从热点关注看，“反腐败是最彻底的自我革命”似乎更受国际关注，相应的是中共在反腐方面的空前力度和强度。但是，从中共一直高度关注的历史周期律看，“全过程人民民主”和“自我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是针对政党政治和腐败治理问题展开的，或者说是围绕打破“历史周期律”开展的。这从建国前的毛泽东延安讲话和习近平二十大的表述充分体现出来。就全球范围看，执政党以自我革命应对治理挑战，则给世界开了先河。这与众多国家执政党与在野党相互攻讦积极“革对方的命”，你方唱罢我登场，政策换汤不换药形成了鲜明对比。
全过程人民民主加强人民对政府的民主监督，这是继承和完善。1945年毛泽东曾在延安提出了以人民监督政府的民主来打破兴亡更替的历史周期律。这是中共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过程中认识到的现代化政党治理和国家治理的第一个答案。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强化反腐的第一个答案“民主”和人民监督，提出了“全过程人民民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把“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纳入“十个明确”之中。党的二十大报告把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确定为中国式现代化本质要求的一项重要内容，强调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属性。
十八大以来中共找到“自我革命”的第二条反腐道路，这是开创。十八大以来中共史无前例的反腐是的重大党内治理行动。根据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和中国国家监察委员会网站2021年6月28日发布的“数说十八大以来正风肃纪反腐成绩单”，从2012年12月到2021年5月，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审查调查省部级以上领导干部392人，厅局级干部2.2万人，县处级干部17万余人，乡科级干部61.6万人，在查处的腐败案件中，涉案金额动辄上亿，达到令人触目惊心的地步。习近平在当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我们开展了史无前例的反腐败斗争，以‘得罪千百人、不负十四亿’的使命担当祛疴治乱，‘打虎’、‘拍蝇’‘猎狐’多管齐下，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消除了党、国家、军队内部存在的严重隐患。经过不懈努力，党找到了自我革命这一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作为执政党，以“自我革命”的态度应对存在的腐败，足显中共在治理治理沉疴顽疾勇气和无产阶级政党之本质。
着眼未来，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是中共反腐制度建设的方向。首先，中共反腐建设应该放在世界发展的历史周期律中考虑。社会革命论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内容。在面对“腐败”这一社会革命变量时，“革命”或“自我革命”的态度和举措，反映了是否能把握历史主动的辩证关系。无论是人类的历史表现，还是当前的国际形势，一定程度上都可以从腐败导致的发展不均衡解读。当前国际关系发展再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是世界共同面临的问题。要成为世界稳定和繁荣发展的稳定器，必须要先使自己的发展健康稳定。其次，中国虽经历多年快速增长，但腐败却导致社会利益分配格局发生扭曲，积累的腐败沉疴也直接影响了社会主义的制度红利，直接危害着社会的健康发展。由此，客观看待腐败这一社会革命动因，以自我革命推动政党治理、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是中共推动人类文明向更高形态的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中共通过党内制度建设反腐既是执政党建设，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国家制度建设，是中共带领中国迈向第二个百年目标的重要保障。正如二十大报告强调，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
中共反腐“两个答案”，丰富了世界的现代政党建设和国家治理。首先，从人类进入国家形态以来，人性与社会性的关系就一直是国家制度设计的一个重要参考。由于直接关系到社会资源的分配，腐败通常是是和拥有权力相关的。由此，腐败治理不仅关系到人的“超我”社会性培养，更需要制度建设及对权力的约束和监管。如何在长期执政中保持先进性、纯洁性和不忘初心，也是中共治党、治国过程中一直思考的重大问题。中共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价值追求及反腐答案，是对现代政党建设和国家治理经验的丰富。其次，作为国际议题，但当今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对腐败危害的认识比中共深刻。这反映了中共的历史基因，也是中国历史文化对世界的贡献。一方面，从理论上讲，中共的无产阶级政党性质及其中国的人民奋斗目标定位看，对腐败存的零容忍符合中共的本质要求。另一方面，从本土文化视角，放眼世界，现存政权超过百年的寥寥无几。相比，回顾中国历史，持续数百年治理的王朝不胜枚举，短命王朝和战乱兴替也比比皆是。正因为对腐败危害的深刻认识，中共也在从历史中汲取反腐的制度经验，以求带领中国人民在现代化道路和长治久安的治理，摆脱混乱兴替给民族带来的历史困境。
“两个答案”是世界反腐制度建设的高标准。法律是道德的底线，纪律是道德的方向。法律与纪律反映的是人性与社会进步性的关系问题。人类的整体制度进步，是建立在社会性大于个体人性欲望表达基础上的。当人类进入文明，当社会化发展成为趋势，那么超我的精神塑造就是文明的象征，也是社会发展的方向。长期以来，世界范围内国家的反腐主要是司法机构开展，在执政党内部的反腐制度化建设是落后的。这导致执政党与司法机构长期存在“猫捉老鼠游戏”或“吹毛求疵”甚至是钓鱼执法等诸多弊端，也由此削弱了执政党的执政能力。中共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党的纪律规定标准是高于普通法律要求的，这也是中共成功的基础和条件。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就中国革命的成功经验首先强调是因为“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党。”从革命时代中共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到新时代的“八项规定”，中共以党内教育、惩戒机制来应对腐败问题，与西方以人性的本我来强调反腐，很显然不是一个层面的标准，孰高孰低是很显然的。小到一个家庭，大到一个政党，如果教育的导向是规避制度约束培养精致的利己主义者，那么最终的结果必然是社会充斥着腐败，发展走向倒退。反观之，即使在西方主流的成功学中，资本主义精英阶层对孩子的教育也是以实现人生社会价值的远大理想为出发点的。可见，“两个答案”代表的价值方向是毋庸置疑的。
反腐是世界性议题，世界的包容性发展需要扩大新的反腐共识。首先，如果说反腐败是国际共识，那么这个共识主要集中在特定法律维度内的公权私用问题。从全球治理看，要推动广泛的全球反腐合作，仍需要较多的国际共识。如果将公权和私权简单对应公共资源和私人资源，那么反腐败问题必然会折射出经济制度的问题。如一些国家因存在部落制度，部族首领按照土著法必然合法拥有较多的自然资源，那么这种占有资源或许不被认为是腐败。在国际资本市场，资本大鳄利用技术手段对主权国家货币财富进行常态化收割，超级富豪利用国际避税规则偷逃天量税款也并为纳入有效监管。用人的腐败，在中国被认为是最大的腐败，以卖官鬻爵被诟病。相比，很多国家可以选举一个没有任何从政经验的人当选总统，总统可以任命一个完全没有任何外交经验的人当驻外使节，而从中国经验看，即使与中国封建社会的科举制相比，这仍是严重的腐败。可见，开展广泛的国际反腐合作，需要扩大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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