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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危机的资本逻辑批判——基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学进路

阳光解读 2023-09-27 仝源/文 总第314期 放大 缩小


  2021年IPCC的第六次气候评估报告提出,全球平均气温正在达到10万多年来前所未有的水平。而在2013年的上一次报告中,只是提出北半球变暖程度达到了至少1400年来最高水平。另外有数据称:今年的七月份是有仪器监测以来(1850年以来)全球平均气温最高的一个月份,现在看来这不是一次偶然的现象。极端高温天气的不断加剧,让地球的生态环境问题愈发显现在大众视野面前,刚刚过去的新冠疫情大流行,加上日益频发的台风等自然灾害,残酷的教训促使我们不得不思考:“当代生态危机为何愈发严重?生态危机的解决何以可能?”早在20世纪之前,世界上众多杰出学者就曾成立罗马俱乐部并在其讨论成果《增长的极限》一书里呼吁大众对生态环境的重视并采取保护行动。关于生态问题的应对也涉及多种角度,有人说我们要走出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走向生物中心主义,还有人说不要任何中心主义,要生态整体主义。暂且不论什么主义,纷繁的主义之争的表象之下存在生态危机的底层原因——那就是当今社会资本逻辑对自然界的无节制的索取和无条件地利用。只有从造成生态危机的最根源处着手,挖掘资本逻辑对人、对物以及对自然所产生的异化现象的路径,改变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强加给我们的不合理的消费观念,才能有效改善我们的生存环境,否则只是隔靴搔痒。

  “异化”消费与生态危机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视域下,异化问题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核心问题,其体现在日常生活中不同领域的种种异化现象表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健全和不和谐。美国哲学家弗洛姆曾在《健全的社会》一书中指出:“我们发现在现代社会中,异化几乎是存在于各种情况中,存在于人与工作、人与消费品、人与国家、与他的同胞、与他自己等关系中。”当然,这种异化最明显的体现是消费维度的异化,每个人都通过消费与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直接联系起来。阿格尔指出:“异化消费是指人们为补偿自己那种单调乏味的、非创造性的且常常是报酬不足的劳动而致力于获得商品的一种现象。”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在消费中寻求满足感这一前提成为资本扩大生产和进行再生产的条件。人们在不自觉的消费中成了资本增值的工具和手段,并在铺天盖地的广告宣传中成了消费主义拜物教的傀儡。资本的本性就是不断扩张和增值。为了达其所求不遗余力地刺激人们需求的增长。在异化消费的宣传机器下,人好像不是为了生存而消费,而是为了消费而生存;商品也不是为了人而存在,反而人是为了商品而存在,这种颠倒就是资本逻辑下人与物的异化关系,这种关系直接导致了人们把消费和幸福等同起来的假象。西方马克思主义生态学家莱易斯指出:把无止境的消费欲望和幸福追求都寄希望于消费领域,这必然会造成有限的资源紧张和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过高的期望和无理的要求也不可避免地会使人的焦虑和挫折感加剧。

  佩里·安德森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探讨》中表示:“西方马克思主义最大的特点就是理论和实践的脱离。”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大程度上在于消费主义对大众的异化,在无尽的消费主义的宣传下,工人阶级迷失于漫无目的的物质洪流中,丧失了其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认为:当代资产阶级的合法性是通过向人们许诺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可以源源不断地提供越来越多、越来越新的商品实现的。因此,资产阶级必然会利用广告、大众新闻媒体等大力宣扬消费主义文化和生存方式,通过这种方式把人们的商品消费同满足感联系起来,从而淡化和弱化无产阶级的政治意识。而这种无止境的物质需求并不能使人感到真正的幸福和满足,因为这是一种资本狡计下伪造的虚假的需要,其最终受益的是资本的所有者和消费主义背后的资本集团。重要的是这种异化消费也势必会扩大资本主义的生产规模,加重自然界的负担,并不断强化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资本主义的维持所依靠的就是需要不断地制造匮乏而不是消灭匮乏。正是这种盲目的生产扩张和消费泛滥,把这种生活方式造成的匮乏转向自然领域去寻求资源同时并把污染的代价转移到自然领域。因此资本追求无限增值的内在逻辑和自然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外在条件就成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对立面。

  生态危机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分支,其注重点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对自然生态的破坏的研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的看法是未来生态危机将会取代经济危机成为人类面临的最大的挑战。而生态危机将会成为导致社会革命的直接的导火线。正如上文所述,当今资本逻辑的运行使得社会矛盾变得更加隐匿和温和,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和生活水平的相对改善使得人们无暇顾及资本的剥削和对人的异化并对之进行激烈的反抗。这种社会矛盾的看似化解实则是资本把矛盾转移到了自然领域的结果。而自然界并不会立即表示反抗,只有达到其承受能力之外的负担才使得生态危机显现进而影响到社会稳定,然而相比于社会矛盾的直接激发,这对于资本的维持和扩张来说是一条安全并且稳妥的多的道路。但是自然条件是有限的,自然再生产本身表现为独立于资本的客观过程。并且,“资本自身没有潜在的机制或者停下来检查其所导致的环境问题”,"这就使得资本追求无限增值的内在逻辑与可持续发展的自然基础之间存在着许多内在矛盾。这样不可避免地,自然界成为了资本增殖和社会物质进步的牺牲品。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威廉·莱斯就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控制自然”的观念是导致生态危机的深层根源,约翰·贝米拉·福斯特认为依赖于无限扩张的资本主义制度是生态危机的根源;戴维·佩珀则直接揭示出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安德烈·高兹指出生态危机根源于资本主义的“经济理性”。上述生态马克思主义的代表学者无不表明了一个共同的道理:只要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存在,就不会有解决生态危机的可能,这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的内在逻辑决定的。

  另外,在上述背景下,伴随着资本的快速扩张以及全球化的贸易和市场的开拓,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全球政治经济体系得以确立,同时中心国家对边缘国家的剥削也愈发明显,因为这种体系恰恰不是以共同发展为目的而是以逐利和扩大市场为其目标的。生态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主导下的全球化运动是资本自身扩张的一种表现和策略,更是为了收割欠发达国家的廉价劳动力和丰富的自然资源的一种手段,在表面上的商品自由贸易平等下掩藏着的是真正的发展机会不平等,留给欠发达地区的是国际上的“中产阶级陷阱”。欠发达国家在被动加入全球化浪潮中的同时也承担了发达国家的发展代价转移,发达国家一些高污染,高能耗的产业被搬迁至劳动力密集的落后国家,转移污染的同时还降低了生产成本,而欠发达国家的人们只能靠出卖廉价劳动力来获得发展,政府也只能维持“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这样一种出售初级产品的尴尬状态。例如南美的热带雨林遭到被出口木材等自然资源获得利益的诱导的当地人破坏,东南亚的珍贵木材在利益的驱使下也不断地被偷运到世界各地。当然,放在眼前,对于当地人或许是一种可观的收入,但这是一种竭泽而渔的选择,其背后无不透露着资本的狡计,每个破坏生态环境来换取货币的个体都无意识地践行着资本的逻辑对自然的破坏。据华盛顿邮报报道,在过去的50年里,亚马孙雨林已经失去了大约17%的森林。一些科学家表示,亚马孙雨林可能会在10年内失去20%到25%的森林,这可能会不可逆转地改变生态系统。热带雨林将退化成开阔草原,危及生物多样性,改变区域气候模式,加速气候变化。

  在生态马克思主义的语境下,生态问题的不断加剧的原因正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所批判的资本的运行逻辑,这就把批判的矛头引向了我们下述将要讨论的资本逻辑是如何对生态环境造成影响的。

  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运行逻辑

  在资本的运行逻辑下,资本主义生产的主要目的是生产交换价值而不是使用价值,这就决定了资本及其商品的流动性,在资本追求利润的本性驱使下使资本和商品流向全世界所有能触及的地方。另外,对于剩余价值的追求和利润最大化的目的驱使着资本不断压迫工人阶级和无止境地向自然索取生产资料。对资本主义这种潜在地对生态不友好的方面,马克思已经给我们一个具体的思路即:资本直接地造成了劳动的异化,从而造成人的异化,连带着造成自然的异化。例如在马克思那里,土地异化可以认为是自然异化的一个鲜明的案例。“土地也像人一样必然降到买卖价值的水平。”在《1857-1858年手稿》中,马克思写到资本逻辑“从一切方面去探索地球,以便发现新的有用物体和原有物体的新的使用属性”。从而“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既揭露资本逻辑制造人剥削人的情况,也阐述了自然遭受的剥削的现象。这也是后来的生态马克思主义者为马克思的人与自然关系提出正名的地方。正如佩珀认为:资本主义世界的生态危机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资本主义生产目的在于追求剩余价值或利润,这就决定其要不断去掠夺自然和“内在地对自然不友好”。而资本的这种对自然的不友好只能通过其践行的生产方式和宣扬的消费方式表现出来,当然,这种生产和消费的关系在资本逻辑中是难舍难分的。

  从生产方面来看,在人类社会的历史上,生产最首要的目的就是满足人们的需要,但是在资本主义的生产逻辑中,人的需要的有限性和商品生扩大之间存在矛盾之处。商品的使用价值渐渐让位于其交换价值,连带着人的主观需要也被客观的物质生产相裹挟,毫无疑问,资本主义的生产进步极大地丰富了我们的日常生活。但是它同时也造成了我们对物质的极大需求。根据全国矿业协会的数据,每个美国人每年需要超过39000磅(17700千克)的矿物和化石燃料来维持他们的生活水平。其人均消耗资源是中国的四倍。基于资本的运行逻辑,为了维护资本的平稳运行并使资本的生产和再生产能够持续下去,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还需要千方百计引诱人们不断扩大其生存所需,满足其更高的生活水平。这对自然资源的索取,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将是不可避免的,长此以往,必然会超过生态系统的承受限度,造成不可挽回的生态危机。同时这种对商品的无止境的需求造就了异化消费,无论是在饮食还是其他生活方面——这也是全世界肥胖人群比例不断增加的主要诱因之一。这种与人的客观需求相背离的生活方式,也不可避免地颠倒了需要的满足和幸福之间的关系,迫使人们坐上消费主义这趟没有终点的过山车。

  与此同时,为了使资本主义的生产机器更好地运行,精细化的分工和愈发精密的管理方式不断更新的同时也造成了人们劳动活动的异化,造成“人们像逃避瘟疫一样逃离他的工作”的现象。如前文所述,人们在工作过程中受到的压抑和对工作异化的不满被诱导到消费领域进行宣泄,仿佛不断地消费就是对人们生产异化的补偿,这种恶性的循环造成了当代人们幸福感的缺失现象和人的异化现象的进一步加深,也对自然环境造成了极大的负担。因为,在资本主义的条件下,资本主义国家为了维护资本逻辑及其统治的合法性,必然不断地扩大生产,不断诱导人们的不合理的消费需求。所以,过度消费是过度生产的必然结果,异化消费也是与异化劳动相对应出现的必然情况。究其原因,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不在于异化消费,而在于不断加重异化消费程度的社会制度及其生产方式。只要不调整这种在根本上对自然不友好的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解决生态危机的可能一定是无从谈起的。

  除了生产和消费的异化,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分离以及受制于资本的科学技术的运用也间接影响了生态问题。我们知道,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的分离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特征,这种分离也导致了人与自然之间新陈代谢的断裂。因为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的分离使得资本对自然的剥削和利用更加自由,资本家作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会把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所有的无法利用的元素悉数推诿给自然,以追求剩余价值和扩大生产为目的的资本家不可能关心自然的污染和可持续性。比如19世纪末的英国伦敦就因为化学制品的大量排放造成了严重的空气污染。

  既然寄希望于资本的自觉调整无望后,那么我们能否依靠不断进步的科学技术来解决当下的生态危机呢?答案也是否定的,在资本的逻辑下,成本控制和利益优先的原则限制了新技术的运用,运用科学技术来减少污染所造成的高成本带来的竞争劣势不可避地会让位于资本的“无利不起早”的特性。所以,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技术进步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态问题。更何况技术进步往往被用来扩大资本生产的负面影响。卡森一再强调,科技能力的急剧膨胀,“是我们的不幸,而且很可能是我们的悲剧。因为这种巨大的能力不仅没有受到理性和智慧的约束,而且还以不负责任为其标志”。莫兰对当代科技现状的基本判断是“既缺少科学的责任性又缺少关于责任性的科学”。

  所以,要改变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消费行为,真正地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需要一种既区别于资本逻辑带来的异化消费、又建基于理性的生产消费活动之上的观念指导。往大了说可以是生态整体主义,往小了说就是要仓廪实而知礼节。我们对待大自然要有一种礼节,虽然资本主义的生产状况下不会产生这种礼节,但是资本主义的生产为产生这种礼节奠定了基础,提供了条件。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按照自己的这种趋势,既要克服把自然神化的现象,克服流传下来的、在一定界限内闭关自守地满足于现有需要和重复旧生活方式的状况,又要克服民族界限和民族偏见。资本破坏这一切并使之不断革命化,摧毁一切阻碍发展生产力、扩大需要、使生产多样化、利用和交换自然力量和精神力量的限制。”资本在解放生产力,促进现代化层面发挥了其应有的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是这样说的:“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但是,在资本主义不断的发展过程中,在逐渐让人们向“仓廪实而知礼节”迈进的过程中也促使人们向“饱暖思淫欲”的方向滑去。正是这种不知满足的“淫欲”造成了资本逻辑对自然生态造成的“恶的无限”。规避这种“饱暖思淫欲”的不合理的发展方向,是解决生态问题的关键,高兹认为建设生态文明对人来说就是要“逃避经济合理性”的控制,而“逃避经济合理性”的控制就是摆脱越多越好的原则。他强调在建设生态文明的过程中必须打断“更多”与“更好”之间的联结,使“更好”与“更少”结合在一起。这是一种区别于生产无限扩张的有意识的节制态度。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利用工业文明的现有成就,告诫人们改变消费主义所宣扬的“商品拜物教”的消费模式,宣传一种更友好,更健康的生活价值观和生态文明观。而不是像消费主义所宣传那样以无限的商品满足为快乐源泉的虚假幸福观。

  在文明还没有发展到今天的程度,科技还没有达到今天的水平的之前,我们可以认为人类还处在一个阶段性的发展过程中,还没有认识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紧迫性。但是现在文明社会的进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让我们深刻意识到人的局限性。各种生态危机也促使我们不得不睁开眼睛严肃对待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国有句古话叫做:不知者无罪。亚里士多德也曾有言:无人有意作恶。现在我们已经迎来了人们不得不对生态问题的真正重视的时候了,关注生态问题,不是新时代的杞人忧天,也不是圣母般地无病呻吟,各种统计数据和频发的自然灾害也使我们意到了治理生态问题的紧迫性。无论是国内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还是国际上的“我们只有一个地球”的宣传口号,都表明为了生态文明的建设人们需要一种负责任的态度和行动。物质文明和生态文明是人类发展过程的两个阶段。虽然我们还没有达到物质生产极度丰富的程度,但是有关生态文明的举措必须先行动起来,就像田径接力比赛:在物质文明这一棒没有到达交接点前生态文明就要提前起跑,准备接过人类文明的接力棒,这样才能顺利地衔接人类文明的两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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